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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轮回轮回》18

时间:2018-04-06     作者:项里城【原创】   阅读

第十八章

“反右倾”运动给小荷塘的三位官人蒙上了阴影。党委书记陈树林不得不和三娘离婚,妇女主任喻兰芬被革职。从此他们对何根处处设防。陈树林尽量把何根调离身边,让他去干最艰苦而又不得人心的工作,比如修千坑万凼,挖防空洞,造大寨田等。当然这些工作不是陈书记的创造发明,肯定是上级红头文件指示的工作任务。何根一边接受任务,一边心里就骂娘:“狗日的认到我整,偏让我去啃骨头。”

永顺场人很听话,都说大饥荒是旱灾造成的,不惜花大力气,在干旱的山头上硬是挖出了千个坑万个凼。这些坑、凼,形同池塘。但是该死的老天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把它装满。要做到这一点,后来有常识的人计算过,必须下150毫升的滂沱大雨持续一年不断。

城里也确实挖出了许多防空洞,可是幸运的中国人迄今从未在那里躲过一次敌人的空袭,毁灭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没有发生。它们大多数废弃在荒郊,有的成了杀人犯、盗窃犯、强奸犯等的作案场地或避难所。

地处丘陵地带的永顺公社,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上普遍造起了大寨田和大寨土,防止水土流失。自从共和国树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陈书记的嘴边始终挂着两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干什么事唯独不讲质量,不问实际效益。所以何根带领社员修的大寨田大寨土,在没有工匠的条件下,时间紧,任务重,一味追求数量上超额完成任务。结果这些千工万力垒起来的田坎,纷纷被来年的一场春雨冲垮,原本一片好地,反而变成乱石场,减少耕地面积,严重妨碍耕作,造成减产。

这一回何根又带着社员到10里外去修水库。总是戴着黄军帽的何根,每次视察工地时手里总离不了一块一米长的竹尺。什么都可以不管,他只把进度丈量一下,便对手下负责的队长、组长狠狠训斥一顿,逼着他们立下军令状,提出保证,才放过他们。队长、组长们则对他手下的社员实行最简单而又严厉的处罚,对消极怠工与不完成任务者降低一日三餐的口粮标准。钟响下工,这个受处罚的人在伙食团领到的一碗饭便可能由半斤变成二两或者一两,叫你活不成又死不了。所以人人都怕何根。这样何根只需偶尔到工地上去走一趟,便把人管理得服服帖帖的。多数时间他待在指挥部里,闲来无事,便找一些理由召集女社员到指挥部开会。人人都愿开会,开会当休息。他和她们打情骂俏,动手动脚。有一回,何根从永顺场回来,路过工地,看见文君。文君是在三年的饥荒以后成材的。她和她的姐姐婷君判若两人。她小学毕业。肯定没有婷君小姐那样有文化,但看起来却比姐姐更文静,更苗条。她长大了,18岁,出落得水灵灵的。这时社员们都下工回去吃饭了,工地上空无一人,只剩下文君一人在挑土。原来她没有完成工作定额。她明白不完成就别想回去端那碗饭。何根叫她别干了,跟他走。回到驻营地文君不但没有受罚,而且从第二天起改变了工种,从此不再去工地冒着日晒雨淋干粗重的活。她成了指挥部最令人眼馋的炊事员。何根经常到厨房来帮厨,甚至还亲自动手帮助文君洗菜啦,看灶火啦,蒸饭啦。文君很感激何主任,叫他别弄脏了手,她做得了。她心想,他真是个关心人体贴人的好领导。同时何根的老婆四嫂子三天两头找陈书记告状说丈夫经常不回家,准是在外嫖女人。于是工地乃至永顺场,背地里便有了不三不四的谣言。

“有种赶种,无种不生,我看文君跟她妈一样,都不是好货色。”

“你们见过从前的乡大队长占武吗?眼目下的何根跟他一模一样,土恶霸。”

这一天午后,民工们都到工地上去了。“流动红旗”在大坝上迎风飘扬。汗流浃背的社员们,男男女女,叮叮当当开采石头,嘿哟嘿哟抬石头;七上八下挥锄挖泥土,闷声闷气挑泥土;三五一伙一领众和,哼唷哼唷打夯。工地上车水马龙,轰轰烈烈。指挥部的炊事员文君趁空到河边洗衣服。翠竹夹岸的小河绿水幽幽,叮叮咚咚从面前流过。文君卷起裤管,挽起衣袖,蹲在一块青石板旁搓洗衣服。不知什么时候何根来了。他老远望着她,白晃晃的腿肚,颤动的乳房,心跳就突然加剧,就吞了满嘴的口水,就轻脚轻手地绕到她的身后,慢慢地慢慢地向她靠拢。但是当他还未出手之前,文君便已看到身旁的长长的身影,便本能地站了起来。猛回头,她看到一张难堪而又变了形的脸。

“何主任,找我有事吗?”她稍微往旁边退了半步,免得碰着他。

“没事,做你的事,随便走走。”何根支吾道。

于是文君又蹲下搓衣服。有领导在旁她心里有些慌,一心想干快一点,动作便大了一点,胸前的乳房更放肆地跳动起来。何根在一旁坐着看她,不觉又心猿意马起来。很快就洗完衣服,文君端着面盆往回走。这时何根走上前来,放下她手上的面盆,叫她别走。他猛地抱住她把她放倒在地。地主子女文君有一个毛病,长期以来自知出身不好,在人前从不敢正眼看人。跟她的姐姐婷君相反,她的性格内向,不多说话。所以她这时才真正发现何根的意图。当她躺在地上,趁何根抽出手去解她衣服时,她本能地伸腿把他瞪倒,惊慌失措地爬起来,赶紧逃走。晚饭后,她不敢再待在工地上过夜,虽然女人们都住在同一间大屋子里。回家来文君便守着三娘哭。母女俩害怕何根,擅自离开工地等于部队上的逃兵,后果不堪设想。

“去找幺叔,看他有什么好办法没得。”最后三娘对文君说。

“去找陈叔叔,告他何根!”韩子凌气愤地鼓动文君说。

“我知道了。”陈书记安慰文君说。“从明天起你不再到工地上去。”

这些年,陈树林由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已经懂得一点秋后算账的知识了。

几场战争打下来,陈书记召集公社党委委员开了一个总结会。13个委员都发了言,他们的第一句话完全相同:“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他们对总结工作都开出一个千篇一律的方子:反正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总而言之成绩是肯定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不止于党委会,所有永顺场的会,县里的会,省里的会,全共和国的会都这样开。他们一开口就这么说,“在县委的领导下”或“在省委的领导下”……这一次公社党委会听了何根的总结以后,喻兰芬首先发言指出何根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她说何根犯了“五风”(浮夸风、刮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毛病。陈书记严肃指出何根道德败坏调戏女青年,这跟旧社会的恶霸韩甫庭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发言了。他们每次开会,只管看一下陈书记的脸色就行了。结果,何根的成绩都是党委的,唯独错误才是他自己的。最后陈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犯错误的根子:没有做到“政治挂帅”。

“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长期坚持下去,”他说。“要把失去的‘三分之一’政权夺回来”。

经县委批准,何根受到留党察看三年的处分。顺理成章,何根被当作永顺公社“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写了不少书面检查,挨了不少大会批斗。

实际上现在的陈书记比解放前的韩乡长掌握的权力还要大。他领导的乡级脱产干部是韩乡长的10倍以至20倍。除了党政军大权而外,陈书记还要管永顺场人民的生产活动。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获,他管。哪里种玉米,哪里种小麦,种多少亩二季稻,他管。插秧窝距和行距的规格是3×7、4×6或方5寸、方2寸等,乃至社员养殖家禽规定每户人均养一只脚或两只脚,等等等等,他都要管。其实这些都不是他的主意,他只不过按党的红头文件,照章办事。陈书记进过县党校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常常教育他的476名党员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之所以发生帝国主义把过剩的牛奶和小麦倒进大海的悲剧,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市场经济实际是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

1966年5月,永顺公社根据中央颁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组织党员、团员、贫下中农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每人都戴上写有“红卫兵”的红布袖章。公社还选派了10名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开始作的第一件事便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时间,全体永顺场人都在销毁包括文物在内的一切古旧建筑、家具、物品。摘帽右派韩子凌也不得不忍痛用刀子把家里的围台铺、八仙椅、大饭桌上雕刻的金光闪闪的人像、龙凤铲掉。没有想到他学的一点文化还管用,永顺场的一片红海洋都是他的手笔。人们随身戴的毛主席语录牌,家家户户门前和道路边矗立的语录碑,机关、学校、商店和乡街上的语录墙,都是子凌用红油漆或红颜料写成的。他悉心学习报纸标题的各种字体,还把伟大领袖自己鉴的名——“毛泽东”三个字模仿得惟妙惟肖。虽然坐在室内写字要比在野外干粗重的农活轻松得多,但是实际上他非常紧张。因为神圣的毛主席语录写错了一个字都不得了,要犯罪,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他必须把每一条写好的语录反复检查,核对再三。当上了永顺场革委会主任的何根,一边说韩子凌字写得好,一边却又嫌他写得慢了点。但是他又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值千金,值得这样精工细琢。

永顺场人这才知道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永顺场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比如红农8.15、反到底、打狗队、猛虎队等,随着“一月风暴”从上海迅猛席卷而来,何根给红卫兵撑腰,第一次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陈书记第一个被戴着走资派的高帽子游街。与他同行的还有颈上挂着破鞋的三娘。尽管永顺场人明白破鞋丑陋、耻辱,却并不了解走资派的真正底蕴,所以他们一边呼打倒走资派,一边就有一些惶惑。事实上除了把三娘羞辱一顿,却没能把陈树林怎样。但是何根永远记得这些年所受的窝囊气,他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叫红卫兵把他们关在原下庙的阎王殿里。解放后下庙自从改作乡政府以后,黯淡无光的阎王殿便成了临时拘留所。

接着永顺场人身上起了变化,他们衣袋里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颈子上挂了一块语录牌,胸脯上戴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尽管他们天天背语录,把条条语录背得滚瓜烂熟,老实说他们很难弄懂“温良恭俭让”到底是什么意思。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学问深得很哩,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成了打击敌人的炮弹,照亮自己的明灯。他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所有的知心话都对他讲,所有的歌儿都对他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红卫兵在串联在武斗在造反。但是永顺场不精彩,永顺场人不串联不武斗不造反。哪怕在特大饥荒年家家户户都饿死了人,虽然他们也埋怨天,埋怨地,虽然也偷青、摸瓜、混吃,不过仅此而已,但是他们不造反。“一饱万事足”,是永顺场人最朴素的人生观。他们相信世代相传的真理,不得不可悲地承认自己卑微的命运: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横竖张家蛮,李家也是蛮。”(蛮,方言,奴仆的意思)

所以永顺场纵然有几个造反组织,实际没几个人参加。

开始何根心有余悸,害怕像此前的许多政治运动那样,老牌地下党陈树林是个不倒翁,最终还得该他何根倒霉。所以他放了三娘,仍把陈书记关在“牛棚”时解释说,他这样作不过是照城里人做的样子,不会太难为他的老领导。可是不久,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他们领导的白区工作被全盘否定了,地下党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特务等的别名。自然陈氏兄弟所在的川东地下党也不例外。何根一夜间骤然擦亮了眼睛,蓦地成熟起来。原来陈树林培养他入党的前前后后所给予他的种种好处,都是他妈的利用,图谋不轨。而对他的种种坏处更是处心积虑的阴谋和残酷无情的迫害。好呀,他总算把这个老狐狸识透了。从今以后,永顺场的一把手他何根当定了;并且他将把陈树林当作突破口,把川东地下党的叛徒、特务一网打尽,再立新功。一阵惊喜,弄得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日以继夜的无休止审问开始了。三娘重新被关押,涉嫌的支部书记喻兰芬也关进了“牛棚”。跟从前的甫大爷一样,现在的何根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毋须和任何人商量。

从前,下庙阎王殿的正首坐着阎王菩萨,一边站着无常,一边站着鸡脚神,阎王脚下有一群狰狞的判官小鬼,殿堂四周的木栅栏内展示了地狱的各种残忍的酷刑。受刑者多是赤裸的人,他们有的被五马分尸,有的煎油锅,有的被钢锯肢解……惨不忍睹。胆小者和小孩不敢前往。而今殿内空空如也,唯独剩下已经加固的木栅栏派了新的用场:关犯人。这晚何根一人坐在中堂上首的一张书桌旁,头上吊一盏15瓦的电灯。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审问记录,何根代表一切。一群打手戴着仿照毛泽东字体写着“红卫兵”的黄字红袖章,他们个个双手叉腰,一脸杀气。何根的对面站着他的囚犯陈树林,陈树林的旁边靠右一点站着两个女人。

“先问一个问题,”他装腔作势地说。“何时何地背叛党成了内奸的?”

“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没出世。”陈书记说。“我是永顺场的农会主席、乡长、党委书记,不经党委决定凭什么抓人?你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

“去你妈的党委书记,别做梦了。你和恶霸的小老婆勾搭成奸,出卖地下交通员照相师。当上乡长以后和解放军妻子喻兰芬通奸,毁我钢铁长城。”

“放你妈的屁!”喻兰芬骂道。

三个囚犯同时挨打,起先用语录本打他们的耳光、脑袋,后来干脆用拳头打,脚尖踢,揪头发,拧耳朵。最后红卫兵强逼陈书记蹲在窄窄的板凳上,两手向后伸作“鸭儿凫水”状。板凳下铺了一层锋利的石头、瓦片、玻璃。

“好了,就这么呆着。”何根起身走到陈书记面前狠狠地吐了他一泡口水说。“我看你招不招!”

两个女人被关进栅栏后面。红卫兵们围在书桌边打扑克,嘻嘻哈哈,放肆作乐。留下一人监督囚犯,不准改变姿势,否则挨打。何根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陈书记开始颤抖起来,两小时以后就显得摇摇欲坠……终于,他从板凳上滚了下来。

“老陈!”两个女人同时惊叫道。

陈书记头破血流。这时何根来了。

“招不招?”他问。

“冤枉啊!”陈书记申辩道。

红卫兵们马上升级,纷纷解下身上的军用皮带,狠抽他的身子,直到遍体鳞伤,奄奄一息。陈书记万万没有料到,那些挨枪毙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没有来找他偿命,倒是自己的同志并且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同志反而要他的命。

“冤枉啊!”他有气无力地、无声无息地咽下最后一句话晕了过去。

“老陈,你不能死啊!”女人们呼喊道。

第二天审问继续轮回,陈书记照旧蹲在板凳上作“鸭儿凫水”。不过红卫兵换了一拨人,陈书记认得他们都是永顺场好逸恶劳的小偷、流氓,尽管他们都戴着红袖章。何根照旧坐在老位子上。

“你不说可以,”何根的脸从陈书记转到喻兰芬和三娘的身上说。“叫婆娘们开口!”

于是两个女人的双手高举着绑在梁下的绳子上。

“何根,你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罚!”喻兰芬说。

“好的,两位书记,还有你这个臭婊子,你们都可作证,我走我走,我什么都没看见。”

何根说着离开了现场。红卫兵一窝蜂上前撕开了两个女人的衣服,下作地猥亵她们。

如此轮番审问拷打,夜以继日。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结果。何根先放了两个女人,免得她们日后当活证人。两周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晚上。陈书记被红卫兵抬着送回小荷塘。一年前,喻兰芬在城里介绍一个寡妇和陈书记结婚。不料“文革”开始陈书记被揪了出来,她就离开小荷塘回城去了。所以这晚三娘和文君听说陈书记出了“牛棚”回到小荷塘,母女俩便在午夜时分摸黑去小荷塘,从后门进了陈书记家,到时喻兰芬已先她们一步守在陈书记床前。临终,当她们流着眼泪和他告别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话:

“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毛主席。”

后来喻兰芬请知青虹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把何根的所作所为忠实地报告给领袖。她确信心中的红太阳永远升起,肯定要为老陈申冤、平反。

紧接着,“文革”没有结束,又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

纯粹是凭着何根的推理便把韩子凌关进了学习班。告密者本来针对韩之琦,但是韩之琦没有收音机,只有韩子凌才有一台永顺场独一无二的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何根武断地说,如果永顺场有人收听敌台,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喻兰芬的干亲家韩子凌。理所当然,传播者韩之琦也进了学习班。进这种学习班不是学文化学技术,它实际上是拘留所、看守所或集中营的别名。学习班设在阴暗潮湿的“阎王殿”。学习班的学员们必须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必须在毛著中忏悔,被审问、逼供,接着便是白纸黑字地写书面的坦白交代材料。到了这一步,你只有等着挨关挨杀的份儿。有的甚至等不到这一天便见了阎王。

子凌家一时间笼罩着恐怖,只有桂英在送一天的三顿饭时,才有机会和她的丈夫见上一面。老右韩之琦耽心小右韩子凌经不住考验。所以一开始,老右就对小右保证说,砍掉了脑袋也绝不冤枉兄弟。韩子凌永远记得并恪守回乡后第一次参加五类分子会何根对他们宣布的行为规范: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根本没有这个胆量越雷池一步去收听敌台;并且他一直认为公安部门有一种监测收听敌台的仪器。所以他在用收音机的时候,一旦碰上了敌台,就好像见到魔鬼一样,赶紧拧动调频旋扭,避之唯恐不及。

一个星期以后,何根的审问毫无进展。在反复念诵的最高指示中,何根用尽了各种手段——对质、恐吓、劝诱。老右和小右不但拒不招认,反而说这个来对质的告密者是恶人先告状。原来这个告密者也不是个好东西。解放前,他在美军招待所供事,能讲几句交际英语。上一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收进学习班,最后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和韩之琦同在第二生产队,两人过从甚密,视为知己。这次在法堂上对质的时候,胆大心直的韩之琦认清了他的庐山真面目。“妈个屁,良心遭狗吃了!”当下之琦便向地下吐了一泡口水。

何根与告密者的意图不完全一致。何根天天提审韩之琦,迫使老右招认,然后顺藤摸瓜抓住小右。但是老右十分顽固。日以继夜的车轮战术都没法敲开老右的嘴巴。何根便使出他的拿手好戏,叫老右蹲在板凳上做“鸭儿凫水”;同时叫他不断地反复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好比扫地,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结果老右蹲在板凳上背了一夜的毛主席语录,却不是真正的一夜。因为这个看管他的民兵,午夜后躺在椅子上打瞌睡。老右也就干脆躺在板凳上,扯伸脚杆睡了一觉,他的鼾声如雷贯耳。据了解,在小右韩子凌家经常走动的有三人,除了老右韩之琦,还有县医院的张晋和永顺场的回乡知青A。这时这位回乡知青A到湖南搞三线建设去了。何根便进城去找张晋。他对张晋开口就背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接着他说韩子凌收听敌台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抓了起来。他提醒张晋要小心,要和小右划清界限,协助他们揭发小右的材料。但是张医生经常给县城的大官人看病,当过“四清”工作队员,见的世面比何根大,不会上当。

“谢谢你的好心肠,为我跑了这么远的路。”张晋对何根说,接着也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

在张晋那里扫兴而归以后,跟着何根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写了一封信,失掉了革命警惕性,在乡邮政代办所当着梅老师的面贴上邮票,把信交给投递员。

梅一看到信封上A的名字,就猜测与子凌兄弟有关系。傍晚,送晚饭的桂英通报了这个信息。这事很紧迫,身不由己的子凌只有拜托朋友帮忙处理这事。他叫桂英连夜进县城医院通知张晋,他说他知道该怎样走下一步。

张晋是当晚10点钟才见到桂英的。他马上把睡在床上的弟弟张旻唤醒。弟兄俩商量了一阵就和桂英分手了。又有半年身孕的桂英进城步行了30里路,接着回乡步行还得走30里路。后来,张晋兄弟赶到县城最大的风城化工厂车队,落实了凌晨5时发往湖南的解放牌货车。弟兄俩蜷缩在工人宿舍里刚刚进入梦乡便被笃笃笃的马达声惊醒。睡眼惺忪的张旻坐进驾驶室时,张晋仍在叮嘱他一定要看到来信又看到A回信后才能够往回走。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说。“不能让这个万一发生。”

事后大家有机会聚会在故里,A说张旻的湖南之行完全不必要。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不说韩子凌是我尊敬的老师,即使是我的敌人,我也不会昧着良心,把白说成黑。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何根不得不首先释放子凌。但是他还不能放了老右,老右被告密者紧紧咬着。回到家来的子凌,当天就有一个二生产队的社员来告诉他,这个收听敌台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告密者本人。他们二队有好几个社员家都有一个自己装的矿石收音机,他们在一起听过,在场的还有一个第三者。他说他们俩听北京的,告密者却听台湾的。

“好,告他狗日的!”子凌说,他鼓动他们俩联名写状纸。这里子凌第一次违背母亲的教导,诚心要报复一个人。结果告密者反被关进学习班,老右韩之琦最后获释。但是告密者很狡猾,他在和两个社员对质的时候,始终坚持两个字的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台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民国的电台叫中央广播电台。

“我们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听到是中央广播电台。”两个证人说。

“你们才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我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告密者反诬说。

这种对话从上午8点,一直反复到午夜时分,都得不出一个结果来。问题不仅在于“人民”这两个字是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关键处还该怪罪这个原始的矿石收音机必须戴耳机才能听得见。这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听得见,不可能三个人同时听见,任何一方都得不到证明。虽然收听敌台的事反复折腾了一个月后不了了之,但是告密者反而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回到生产队,大家都疏远他。两年后他患了胃溃疡加肺气肿,烂肠烂肺而死。

“文革”期间,真正在永顺场家喻户晓的奇闻怪事,还是三娘一家子。

永顺场的姑娘不到20岁便出嫁,文君20岁出头还未出嫁。父亲韩甫庭和母亲三娘在永顺场的坏名声,影响她的婚姻。这些年三娘跟一些男人鬼混,根本顾不上文君。文君和她的姐姐婷君一样,从小就爱往二婶家里走。韩母、子凌、云莹和杉雪都喜欢这个孤独的女孩。她还是莫莉华在永顺场最忠实最友爱的朋友。当子凌和莉华在恋爱中的时候,文君牵着莉华姐的手到韩家来,又陪着子凌哥到莫家去。一对恋人在盆火边待到天亮,文君则在一边的床上睡觉。她始终陪伴着。她认为方士元、曾强、安妮妮以及这个不饶让人的桂英,都是破坏他们恋情的坏人。

现在文君长大了,长成了大姑娘了。

“你该结婚了,”三娘说。“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家,不离开我。”

“不,妈妈。”文君说。“我死也不留在这个家里。”

三娘感到孤独。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都恨她,瞧不起她。为了帮助别人,她一次又一次卑贱地出卖自己,都不能换取他们的善心。“文革”一开场,那个挨刀的何根就让她挂着破鞋游街。此前虽然人们知道她暗地干丑事,同时和几个男人睡觉,但是大家睁只眼闭只眼装着没看见。现在可变了,完全变了,那种事绝对不能在大白天曝光。谁敢再装看不见大白天有目共睹的事,谁的心中便有鬼,谁便是她的一路货色。人们再也不请她帮忙走后门了。事实上现在的三娘也走不通后门,因为她的情人们躲着她,冷漠她。她已经成了昨日黄花。40岁刚出头的妇女,突然大病一场以后,就变成了老妪。

“儿不嫌母丑。”韩母对侄女文君说。“不认自己的母亲是要遭雷劈的。”

“不完全是你的错,小妹。”真正该称三娘为三娘的子凌劝文君说。“生你养你一场,回去爱你妈妈吧。”

后来热心肠的喻兰芬书记在山里找了一个石匠介绍给文君。他叫哈宝。

为文君的婚事,子凌和母亲很操了一些心。听说是喻书记作的主,他们就放心了。在紧接着的6月,一个炎热的赶场日,哈宝到亦乐社三娘家来过一次。他真正是一条汉子,黑黑的,左脸庞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韩母说,哈宝看起很老实的,体壮,像一头牛,一定能吃苦耐劳,会干活。他的成分好,这是喻书记挺看重的条件。这样也好,免得世世代代当阶级敌人。这个时候社会上流行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哈宝是贫下中农,以后文君的儿子便不再是地主,也成了贫下中农。哈宝很穷,光杆一条。可是,自己的条件不好,还能要求别人到哪里去。好在不是文君嫁过去,而是哈宝上门来。当下看了人,大家的意见一致,唯独文君低着头,不言语。事后问她,她不点头也不摆头,算是默认了。

文君的婚事订在第二年的春节正月初二。结婚以后才痛苦地发现,这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

土地改革的时候,甫大爷的财产已被没收,分给了农民。韩母在腊月寒风凛冽的日子里,带着儿媳桂英和侄女文君,仔细擦洗一套古老的家具。配有踏板和床头柜的四平床,双开门的立柜,三抽桌,嵌有玻璃镜子的雕花洗脸架,以及一个做工精细的梳妆匣子,这些古董搁在前楼长年不用,已经积淀了厚厚的灰尘。三个女人在刺骨的冷水中劳作了一整天,终于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一律的生漆,暗红色,崭新如初,光可照人。韩母说,这原是许多年前为月娥准备的嫁妆。二充军的后来离她越来越远,由永顺场转到安顺场,由县城转到重庆,现在又由重庆转到昆明。月苑大充军的离得更远,她还在更西面,在云南的边界上。她说她这一辈子身边注定没有女儿了。甫庭的大儿子字初的老婆死后,两个女儿远嫁他乡,迄今杳无音讯。她眼前只有这个甫庭大哥的独苗苗。她说这套家具给文君还管用,子凌的后代看不起它们了。被感动的文君一下扑在韩母怀里哭了。这时桂英把最后一把椅子擦洗出来,累得额上直冒汗。文君过意不去,赶忙掏出手巾给她擦汗。“把嫂子忙了一天,快歇会儿,真对不起哩。”文君抱歉地说。

“没啥,”桂英说。“只求你今后别把我的背骂肿了。其实呀,我也知道你爱你的子凌哥。”

“那是过去的事啦,是我不懂事。原来嫂子嘴硬心软哩。”

实际上比桂英嫂子还要大一岁的文君,这次才知道她的脾气。要在以前,文君听了一定要生好久的闷气。

接着子凌请了几个朋友,把亦乐社后院的右厢房收拾了一下,把家具安好。三娘搬出左厢房,住进右厢房。亦乐社大厅堂,自从解放后一直闲着没用。永顺场一条街只有供销社一家在做生意。永顺场又变了,鼎丰栈改成供销社食店,莫家茶馆变成供销社百货门市部,青年学术研究社改做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青云烟馆办起了缝纫社。解放后,永顺场人都成了农民,都种庄稼不经商。经过三年的灾荒。尤其这个该诅咒的红色风暴,永顺场便开始大倒退。赶场日已不再是农民的节日,它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场上没有什么可买的。重要的东西不是根本看不见,便是摆得很高,人们除了荷包里没有钱而外,还得要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酒票、肥皂票、化肥票,等等等等。陈书记说对了,计划经济既然要计划生产,就得要计划供应。人世间还没有哪一个哲人能够先预见到,人们究竟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还是重庆的板鸭,到底多少人爱吃烤鸭,多少人爱吃板鸭。

所以这个正月初二办文君的婚姻大事,不会有好热闹。事实上好些年来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春节也不热闹,不烧香,不磕头,不玩龙灯狮子,不上坟看老祖宗,总之摒弃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风俗习惯。人们只能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当年韩国凌和练细亚扭秧歌的上庙坝子,如今又轮到杉雪和她的朋友们来跳忠字舞了。这种舞蹈没有锣鼓,而且还要学歌。革委会派了好些人进城去学,公社放下生产让社员学,都没有得到预期的普及效果。到头来还是寻几个人在场子里转。韩子凌和他的朋友们把最劣质的红苕酒喝多了,没有参加进来跳。新娘文君更加羞涩、腼腆,一直躲在屋里没有出门。杉雪一帮年轻人边唱边跳,很快就觉得有些累。有些累就不想跳,不跳就只得散伙,大家回家睡大觉。尽管如此,文君的婚事总比子凌的婚事体面一些。现在闹“文革”,城里人自己都喘不过气来,派不出人到乡下来管这管那。下里巴人反而心理上松动了 一点。这天晚上永顺场人跟以前一样,都睡得很早。他们在睡梦中绝对不知道亦乐社后院发生的事,而且睡在同一个房檐下的三娘也不知道底细。它永远是个谜。

新郎哈宝嗓子好,声音震山响。他在石山上开采石头时,很会唱一些带劲的石工号子。许多年来,他干活时,永远记得这个印象。他站在高高的巨石上,叉开腿,稳稳地举起几十斤重的大锤,看准在他胯下插在石缝中的锲子,而后使上全身的劲,威武有力地准确地给它一击,如是反复,直到使石头裂缝、张口,他才停止。这个时候他要唱石工号子,这是永顺场的石匠都会唱的号子。在许多石工号子中,有一首总爱挂在他的嘴边,里面只有一句词:

     不怕你二嫂尻子夹得紧

     我锤儿来了你要松刑

     嗨!——呀,呀

歌词的前面还有一连串象声词、语助词——呵、咳、哟、嗨、咿、呀等。这个号子的音调高亢、悠扬,节奏自由,旋律跌宕起伏,打着许多弯儿拐儿,直到把一句誓词唱完。他才把大锤举起,让它停留在头顶的半空中。这个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仿佛刚才那个发出钢铁誓言的英雄突然闭了气,死了。其实,一个真正的英雄正在孕育着,他在吸气,鼓劲,全身的肌肉都突现出来。最后,随着惊天动地“嗨”地一声落下,发出铁锤与锲子撞击而冒着火花与烟雾的金石声,这才石破天惊,终于诞生了:英雄!这一句词肯定是有性经验的石匠祖师爷编出来的。多年来,哈宝对胯下的石头和女人、女人和石头,一直没分清。他只能凭联想,来打发这个沉闷而又单调的日子;并且他只认准一个死理,他必须把这个永远在他胯下的石头打破,越快越好,开的口子越大越好。只有这个时候,他那一张被风雨毒日镂刻的黑脸才会现出一点笑意来。

正月初二这天晚间在亦乐社后院的洞房里,举行男人和女人开始结合的庄严仪式时,哈宝肯定弄错了。躺在他胯下的赤裸的肉体,不是石头,也不是臆想中的女人,那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他的老婆文君。可能这事一开始就不该点着灯干。文君知道这事丑,不能让人看,她上床就吹灭了灯。不知什么时候,新郎又重新把煤油灯点亮了。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看见过一个光胯女人。他看到了,看够了,也被性欲燃烧得昏头昏脑。后来他可是运足了劲,狠命向女人的胯下撞击下去。不用说,他把身下的女人弄得十分惨。她惨叫着,流着鲜血。从此,哈宝在采石场上呐喊的号子更嘹亮、更高亢,他的工作更卖力、更出色。

没有人知道文君的痛苦。这个惊骇惨烈的第一夜,实际上是此后六年夫妻生活的无数个轮回。丈夫待她们母女俩如宝贝,从凌晨起床来便开始忙活,里里外外,包揽了一切的粗活重活。文君也对得起她的丈夫,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两不欠情。是时候了,文君下决心要结束这种生活。

没有人知道文君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永顺场失踪的女人不是文君一个。人们猜测,文君可能被人贩子拐走了。她们为自己的穷困感到羞耻,为家乡的迟迟不能变富而感到失望。她们渴望出去寻找自己的乐园。文君不为吃,不为穿,也不希望再找一个好丈夫。她不知道离婚,也不敢提出离婚;她不知道把痛苦告诉亲人,她怕告诉亲人。她只知道逃,赶快离开丈夫。跟其他许多外逃的妇女一样,文君也是先被人贩子强奸,接着被当成商品卖给福建婆,福建婆又卖给福建仔。永顺场的妇女有很多个去处,新疆、湖南、广东、福建、河南等,甚至还有去贵州山区嫁人的。后来,文君在福建的人市交易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拿获,进了当地的收容所。虽然文君仍在来与去中犹豫不决,但是公安同志教育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说她是被骗受害的妇女,政府要帮助她重新返回家园。

在这一年的一个秋收大忙的日子,何根吹着口哨坐在公社革委会办公室,懒散地翻着红头文件。这时他得到县公安局的一个电话。当下何根就派人进城去把外逃的地主子女文君接了回来。这天下午太阳偏西以后,永顺场人破格放了半天假,在中心校门前的坝子里开了个斗争会。挨斗的文君屈辱地站在当年酒鬼杨耀庭受刑的升旗台上,虽然解放后迄今没有升旗了。她低着头,弯着腰,散乱的发丝一半遮住了她那悲惨的面容。升旗场西面高高的石壁和壁上的房屋,刚好给场坝留下阴影,却唯独没有遮住升旗台。文君全身被午后强烈的阳光照射着,头发水洗一样汗如雨下。韩子凌在人群中一眼望见这个堂妹便好一阵酸楚,好一阵想哭。这时何根还在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文君背叛哈宝就是背叛贫下中农,背叛贫下中农就是背叛革命,背叛革命就是反革命。何根的逻辑向来简洁明了,群众容易懂。但是子凌也好,群众也好,公社社员们到这里来,可不是专来听他讲这一番大道理的。子凌此时惊奇地发现,社员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强烈地要求寻乐,寻刺激。这时便有一个可怜的女人站在台子上,任凭大家凌辱。何根起劲地鼓动大家斗争这个地主子女。于是便有人要她向大家交代,她跟多少男人睡过觉,一个男人干了几次,一共干了多少次,怎么个干法……有的在笑,有的在吹口哨。欢乐的人群更加欢乐起来。显然大家都想这个场面永远继续下去,这样就不会干那种既沉闷又粗重的农活了。这个时候满脸泪水的子凌,看不清周围的那一张张笑脸到底是谁。天哪!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他们的笑容突然凝固成一张脸。这张脸仿佛在哪儿见过,书本上、电影上……慈爱的母亲啊,你为什么生出这样的后代!

当天晚上,韩子凌一家人都到亦乐社后院去看文君。侄儿侄女们搀扶着婆婆,子凌携着大儿子韩岬,桂英抱着不满周岁的二儿子韩钇,大家一起涌进厢房里。他们看见文君母女俩坐在床沿上抱头痛哭。哈宝在一旁站着也十分难过。子凌一直未弄明白,文君为什么要出逃。而文君也总是用摆头来表示不为什么。还劝什么呢?到头来,只不过是断肠人劝断肠人。

从此,文君大病一场,卧床不起。悲剧终于发生了。自从文君睡到床上以后,哈宝无法克制的幻觉又重新被唤醒。但是文君不怕热,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全神贯注地防范着,坚决不让哈宝靠近她。白天哈宝出门上工以后,文君才关着门放心睡觉。三天过去了,平安无事。第四天晚上,哈宝又来骚扰文君,文君坚决不从。哈宝无奈躺在旁边睡不着觉。午夜后,突然起风了,一刹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屋前哗哗的檐雨如注。闪电中,文君看见哈宝起床出门了。不多久,隆隆的雷声中,传来女人的惨叫声。文君不相信是她的母亲。她禁不住下床来,寻声来到母亲的窗前。

“你这个挨天杀的孽种!”三娘诅咒道。

这个时候文君差一点晕倒在母亲的窗下。她几乎是在地上爬着回到右厢房的。第二天,永顺场人吃中饭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文君死了。她喝了农药敌敌畏。这年26岁,比她的姐姐婷君多活10岁零8天。她没有勇气学婷君割破手腕的动脉血管,但她也知道应用永顺场最新得到的文明成果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我不人不鬼地活着?”三娘呼天抢地地哭号着。

从此永顺场又多了一个疯子。不过三娘跟韩国凌不一样。她好一阵歹一阵,好的时候,不说一句话,但头脑清醒;发病了,才披头散发,不人不鬼地招摇过市,口里反复地念着一句话,“观音菩萨瞎了眼了!”从此哈宝更加辛苦了,既当爸,又当妈。每次下工回家,背上背着小女儿脚边跟着小儿子,推磨、做饭、洗衣服……什么事都得让他去做。天黑了,他还要四处去把半疯癫的三娘找回家来。许多年以后,重又进了城的子凌回乡来,三娘已经死了。他看见不满50岁的哈宝满头白发,不再那样粗壮。他变成了干瘪的小老头子。

韩国凌这个疯子与三娘就大不相同,不发病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呆子,发病的时候吓死人。不久前,桂英在堂屋给一岁的二儿子洗澡。这原是暑季里孩子的妈妈常干的事。只有大人才在楼下洗澡。那里蚊虫多,小孩烦躁。可是这天傍晚国凌一看见小孩赤条条地站在堂屋中间的木盆里洗澡,就两大步窜到木盆前,活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把侄儿扔出大门外,差一点没被摔死,吓得桂英从此再不敢在他的面前让孩子赤裸着身子洗澡。多年来,一家人得出疯子发病的规律:难熬的酷暑,或难以忍耐的饥饿发病率高;同时,不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怒发冲冠的疯子始终只知道骂那一句最脏的粗话:

“日屁眼的,狗不如!”

有一次,国凌的惊骇之举几乎给家庭带来一场灾难。

多年来,他养成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习惯,早晨好睡懒觉,起床后从吃了早饭到晚上睡觉为止,他一直坐在堂屋正中的饭桌边,面向大门。平时有两种情况迫使他离开他的宝座:上厕所方便方便;每天到井台上担两挑水。这两挑水也是一成不变的,不多也不少。除了夏季,一家刚好够用。即便多余,他让水留在水桶里;不够,他绝不多担一挑。在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坐在中堂上抽烟。肯定他中了父亲的毒,他的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接连不断。开始抽重庆,接着抽巨浪,而后抽经济,最后抽叶烟。一方面家庭经济日渐拮据;另一方面抽叶烟要自己卷烟,找点事做好帮助他打发时光。除了抽烟的动作,他的脸部也只有两种表情:要么深深沉入永无边际永无休止的冥想中;要么经久不变地傻笑着。他的眼睛总是朝上看,不偏左,不偏右,只认准一个方向:上前方。这个位置刚好是大门外街对面人家屋檐下的一垛粉壁。这一垛家家有的粉壁,没有什么好看的,一片空白。但是他已经看了它十年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那里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全身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巨幅摄影图片,标题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从此疯子天天看这张伟人像也不知有多少日月,多少时辰。

并不是他家里没有毛主席像,永顺场家家都有毛主席像,有的不只贴一张,许多张。但是有一张是永顺场甚至全中国都共同的像。这一张毛主席像为永顺场人庄严地贴在堂屋正壁正中的上方,那是几千年来国人敬奉家神的神圣位置。从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这几个字高度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神奇牢固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几千年亘古不变。它是至高无上的神。非常不幸,在古老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和英雄豪杰起来造反,但是他们到头来,无不是惨烈地以失败而告终;有的一时获得成功,自诩是它的彻底叛逆者,实际上却是它的孝子贤孙,重步后尘。呜呼,历史上纵有多少个朝代的兴亡与衰荣,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多少个轮回而已。

这个时候的疯子没有看到他自己家的毛主席像,因为它贴在他的身后。按照他固有的习惯,他永远只能看见正前方的那一张有着四个伟大的毛主席像。该得出事,恰恰是在一个最炎热的夏日,又正是午后一天中最热的时辰,疯子发病了。他陡然站起身来,骂了一句粗活,推倒面前的桌子,踢翻了挡路的板凳,势不可挡地冲出门去,径直过了乡街,站在人家的屋檐下,伸手去撕那张像。不巧,刚好这天逢集,赶场的人正络绎不绝地往回走,当下就有一个过路的国家干部迅即上前制止他,跟着就有许多人把这个亵赎领袖的罪人团团围住。幸好疯子没有全部撕下,只撕掉了一只手;并且永顺场人没有不认识这个疯子的。好一阵热闹才把这个疯子放了。但是在田间劳动的兄弟一听见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就吓破了胆。不久前他才学习过中央发的“公安六条”,这是明显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子凌一边往公社走,一边诚惶诚恐念道。

他径直进了革委会办公室。他向何主任如实地陈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不厌其烦地列数疯子的发病状况,1957年怎样怎样,1958年又如何如何,一直讲到此前的上一次。

“我知道他是个疯子。”何根说。“但是你心里应该明白,你不是一个疯子。”

一下把子凌的心提到嗓门口悬着。他估计何根待他一转背就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然后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一齐出动,一路鸣着可怖的警笛,立即就风尘滚滚地赶到现场,抄家,抓人。这个年头像这样的事,是有目共睹屡见不鲜的。所以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赶紧跑回家,关上大门,立即翻箱倒柜。自从那次整风反右运动以后,韩子凌便十分小心,不写日记,不留信稿,更不写文章,不留一点墨迹,连家中的墙壁上也不贴任何字画,仅有的那一张毛主席像和文革初的那一片红海洋除外。甚至他在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时,也害怕引起嫌疑,干脆叫他们韩岬、韩钇、韩炳、韩町。因为任何有意义的文字都可能成为挨整凭据,铁证如山。现在他唯一担心的是楼上的那几箱书籍。这些书都是“文革”初知青们送给他的宝贝。这些强盗几乎把学校半个图书馆的名著都偷来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理、司汤达、福楼拜、狄更斯、大仲马和鲁迅等;其中最多的是法国和俄国的书,整整一个作家群的名著。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完整地阅读了巴氏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托氏的三大部巨著,国粹《红楼梦》,茅盾和巴金的全部代表作,以及鲁迅小说集。几年来这些书补偿了他的一切失落。虽然这时还没有敢做作家梦。现在除了鲁迅的书,其他显然都是禁书。三大箱金不换的宝贵财富。但是现在,这个怕死鬼不得不忍痛割爱,暂时把它们转移到别处去。当晚他请张晋的兄弟在黑夜中从后门把它们迅速地搬走了。谁知这一去,它们便没有再回到子凌手中,它们被永顺场的知青们东借西传,完全失散了。

结果一场虚惊,或许何根忘了报警,或许报了警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动,但是,子凌接着有好些日子忐忑不安,寝不能眠,食不甘味。

好在这位疯子兄长渐渐有了依靠,有更多的人关照他了,他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长女杉雪已经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从公社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公社社员。她和每一个中国农民一样,除了叫社员还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向阳花。杉雪不但有一个美丽又响亮的名字,而且还有一副名副其实的美丽的长相。长辈们都说杉雪和当年的月娥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美人胚子。她常和知青们混在一起。

总之,不枉韩母含辛茹苦一场。虽然饿死了云生,但云莹长大已被父亲领回昆明。国凌的三个小孩都从死亡中安全地逃出来了。如今最小的女孩边边已满13岁,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家庭里整整生活了10年。10年哪,多么难熬的10年啊!这10年他们的母亲到哪里去了?忍心让一个疯子把他们带回贫穷落后的乡村来受苦,10年来不闻不问。尤其在饥荒年,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然而这个母亲却将法律判定归她抚养的有先天生理缺陷的跛脚小女孩边边,从东北带回西南,把她扔给在精神病医院治疗的父亲,便撒手不管了。国凌又把边边带回永顺场。这时她还不满3岁,已经得了水肿病,两腿肿得发亮。对的,疯子国凌每月有34元退职金(占原工资的30%)。34元能养活国凌和他的孩子杉雪、东东、边边4口人吗?34元实际只够请一个保姆。谁愿当这4口人的保姆?而今最困难的日子熬过来了,孩子们活出来了,长大了,而这个无情无义的母亲却来相认了。她不是首先向抚养孩子们长大的大恩大德的婆婆感恩道歉。相反,仿佛她的孩子落进了虎口狼窝,她把自己乔装成救世主,利用骨肉情来欺骗孩子。甚至她不是来认领法律判定的又曾经被她抛弃的小女儿边边,而是想夺走法律判定非她所属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杉雪。

这一次练细亚和她的后夫回南方,事先就没有想见韩家的人。他们到了永顺场,没有进永顺场。他们躲在场外请人带信给杉雪,叫她偷偷出来和母亲见面。能够和多年不见的母亲见面,杉雪当然很高兴。但是杉雪已经懂事,见了面后她说她不能撇下父亲不管,也不能在婆婆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家。这就逼得练细亚夫妇不得不和韩家摊牌。

一时间,好像突然从天而降的瘟疫笼罩着这个不幸的家庭。杉雪在哭,韩母在哭,桂英和孩子们在哭,一家人都在哭。尤其韩母,她不仅深深怀念从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婆孙亲情,她更耽心她可怜的疯子国凌的将来。她断定这个来家的坏女人迟早会把孩子们都占为己有,全然不顾疯子的死活。孩子们也舍不得婆婆,不忍心离开可怜的父亲。这时只有韩子凌没有哭,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同一个练细亚,是怎么由一个纯情的少女变成了庸俗的小市民?

十年前,子凌和月娥在重庆神仙洞第一次发现国凌患了精神分裂症以后,凭着多年来所接受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一直认定练细亚这个资产阶级小姐是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她造成他们夫妻一会儿离婚,一会儿复婚,一会儿又离婚。任何人也难承受这种折磨。饱经沧桑并具有三朝阅历的韩母,以无可争议的依据和理由,说明这个最后送回来的边边根本不是韩家的种,说她可能是甩掉了这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小女孩后,才和现在的男人结婚的。

这事很快变成永顺场家喻户晓的新闻。德高望重的韩母立即得到全体干部和群众的同情和关怀,不止喻兰芬书记,连公社何根主任也亲自出面干预。他带领民兵到韩家盘查练细亚夫妇,并狠狠地把他们羞辱一顿,命令他们即刻滚蛋。这时又是该死的阿弥陀佛起了作用,仁慈无边的韩母反而出面替他们求情,让他们留宿一晚走。

现在,室内只单独剩下两个人,韩子凌和练细亚。在子凌的书桌前,她坐在他对面。一家人都上了床,实际上却没有睡。他们都在侧耳细听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个36岁的女人虽然风韵犹存,但显得憔悴。瘦削的脸颊,颧骨突出,一脸的倦容。

“无论你们把我看成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并不重要。”练细亚开始讲。“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们在东北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国凌是怎样变成疯子的。臆测不等于事实。”

她说当年,她和她的老师、她的丈夫在家乡结婚以后,便豪情满怀地奔赴东北鞍山。她和国凌同在设计院工作。他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美满。美丽的女儿杉雪可以作证。开始工作以后,很快发现德语科技书籍的匮乏,书店里多是俄语。被战争破坏的民族工业亟待振兴。这个振兴之路必须走出国门,向发达国家学习。他渴望到西德去深造。但那是不现实的,发达的西德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于是他才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俄语,准备到苏联。一个时期以来,封闭的国门难以走出去,即便自己的朋友——老大哥苏联。

“你必须入党。”细亚说。“别去听你那个鸦片鬼父亲的鬼话。”

不仅为了中国的工业,国凌对共产党的感情与信赖是发自内心的。解放后,他以他的亲身经历,对比出这个结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郑重地、庄严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不幸,当他正接受党的考验时,肃反运动开始了。

韩国凌这个来自大西南重庆的青年,被当作肃反怀疑的对象。在他的履历表上有一个空白,即1948年秋到1949年夏这段时间在重庆没有一个正当的固定职业。解放前夕,重庆是国民党的大本营,遍地的特务,流浪青年居然和将军的女儿勾搭上了,大有可疑。解放后双双混进革命队伍,还妄想到西德,更见其居心叵测。甚至国凌的入党申请书反倒增加了一条可疑的佐证条件。不巧,最能够为他作证的炭铺老板死了,码头工人桂成雄进西藏修公路去了;而这位外调人员根本不负责任不愿到世界屋脊去奔波。最后剩下的证人便是他的妻子练细亚,这是不足为凭的。

“一个要求进步的人,反而遭到不公平的屈辱,不止想不通,他根本受不了。”她最后说。“后来,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组织上又派人再次外调,终于才找到了桂成雄。这位工人老大哥证实说,当时国凌和他在朝天门码头干同样的活,同样受苦,同样被资本家压迫奴役。他说国凌真不愧是我们工人的好兄弟。但是可怜的国凌这时已经疯了。”

真正是晴天霹雳!

“不!那是不可能的事!”子凌一时冲昏了头,粗脖子红眼睛地骂道。“胡说八道!”

子凌非常清楚,在这个家庭里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是国凌哥哥,最坚强、最有生活毅力的也是国凌哥哥。他是这个家庭的希望,这个家庭的骄傲。在父亲残忍的棍棒下,他没有屈服;在洋人学堂被无情解聘,他没有垮掉;在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中,他没有倒下。

“他不会屈从任何的压力,”子凌说。“因为他心地善良、充实、积极、奋发、坚强。”

“正因为如此,他才遭到逼供。”细亚插话道。

“不可能轻易就使他精神崩溃。”

“反反复复,折腾了很多日子。”

“就是你!你要他出国,要他入党,要他的名要他的利。当这些虚荣一时达不到的时候,你唠叨,你抱怨,你吵吵嚷嚷,你扰乱了他的科学思维,你让他里里外外不得安宁。”

“不是的,不是,你才在胡说八道!”

“他远离家乡,只身于千里之外,举目无亲,孤苦伶仃。你作为妻子,他身边的唯一的亲人, 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爱。这个时候你不是雪中送炭,反而雪上加霜。他烦躁不安,他生气顶撞。他再不愿作你的奴仆。于是,你就提出离婚。”

“不是我提出离婚,是他提出离婚。他打我,骂我,拿棍子赶我出家门。”说到这里,细亚禁不住哭了。

但是,气忿的子凌一点不理睬,继续他先入为主的思维审问。“有党撑腰和同志们的关怀,你的意图不能得逞,这才不得不复婚。”

“你错了,我无法忍受他的折磨,才答应离婚的。但是离婚以后,他这个病人更寂寞,更孤单,更可怜。为了他,也为了孩子,是我主动要求复婚的。”她更加猛烈地抽泣起来。

“复婚后,你和丈夫貌合神离,心猿意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频频和野男人幽会。”

“放屁!”

“愤怒的丈夫才骂出那一句刻骨铭心的至今仍挂着嘴边的肮脏话:“日屁眼的,狗不如!”

“你完全弄错了,我清楚,他的原话是知识分子狗不如。”

“不对,你才狗不如!”

“错了,知识分子狗不如!”

不知他们争吵了多少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们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活像两只斗鸡。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声音早已加大了分贝,震撼着一家人。

“你滚!”暴跳如雷的子凌吼道。“滚出去!”

这个千里迢迢归来的女人,才不得不捂着泪脸冲出房间。

练细亚给韩子凌留下的谜,留下的阴影,犹如万箭穿心!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心力交瘁,无可奈何地问着自己,含着满眶泪水,猛地仰天发出一声牛嚎。”

“为什么!为——什——么!!!”

夜深人静中,永顺场人都听见了这一声变了形的嚎叫。他们认定在梦中听到的这一声牛嚎,一定是国凌发出来的,可能疯子又发病了。

从此,无论在骄阳似火的午后,亦或在朔风冰霜的寒夜,韩家兄弟俩常常待在堂屋里。子凌坐在远远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国凌。疯子始终傻笑着,依旧目不旁顾地盯着上前方。这个时候,子凌眼里没有泪,却直想哭。哥总是傻笑着。兄弟眼里含着泪却又一直哭不出声来,满面的泪水,满脸的沟壑。为了掩饰,他赶紧坐到哥身边来,为哥卷叶烟。他用剪刀把一匹一匹的烟叶剪成相等的短节,小心剔除叶片上的骨梗,再仿照雪茄的模样,卷了许多支烟。他卷的烟比疯子卷的烟更整齐更好看。但是他卷的烟不接火,点燃以后,不要多久就熄了。国凌抽烟有个习惯,猛吸两口后,说不定老半天才吸下一次。子凌的烟卷就更不管用。国凌只有这个时候才不笑。他一点也不责怪兄弟,倒是挺认真地把熄灭了的烟卷儿拆散。原来这一支卷得结结实实的烟卷儿,全是用上好的材料卷成的。他只用了一片作包皮,再把兄弟抛弃的碎片,毫不经意地、松松地卷裹在包皮里。这烟卷儿不好看,但接火。即便烟卷吸了一半,或者任随多长时间不吸它,它仍然香烟缭绕。白色的烟灰像一根柱子仍然立在烟头上,迟迟不脱落。这个时候,两兄弟的心贴得很近。子凌仿佛又回到童年,他多么想哥再教他放一次风筝,他多么想哥再凶狠一点拧他一次耳朵,再叫他背诵一次《日出》,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子凌,我的好兄弟,永远记住父亲的教训,千万不要自甘堕落!”

然而,这位父亲一样的兄长,现在永远办不到了。于是子凌便又哭了起来,不仅和哥待在一起相对无言时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引动他哭。从此,子凌在第一次还乡时所得下的忧郁症又犯了。

每当清晨子凌从噩梦中醒来,便传来场背后半山上的石工号子声。这个时候他听到的号子格外的苍凉,格外的凄惶,格外的抑郁,格外的悲伤。实际上他听到第一声石工号子,便知道苦难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当烈日当空的午后,人们龟缩在薄瓦房下,户外没有一丝风,深邃的蓝天也没有一丝云彩。沉默的谷穗低着头,焦灼的玉米卷裹着叶片儿。黄桷树、香樟、刺槐、桉树,尽都没精打采地呆立在山岗上。唯见树荫下的蝉在有一阵无一阵地鼓噪。田野一片沉寂。偏偏在这个时候,不知哪一个历尽沧桑的老农用颤抖的嗓音唱起了山歌,单调、孤独、高亢、跌宕,在沉闷的田野上空飘荡,依然是那样的苍凉,那样的凄惶,那样的抑郁,那样的悲伤。每当夕阳血淋淋地涂抹农舍山墙的时候,禾场上又传来了农民一领众和的翻杈号子,为什么仍然是一样的沉重,一样的凄凉?所有这些千锤百炼的民歌,尤其歌中那个无限延长的最高音,真叫人柔肠寸断,思绪万千。这个时候韩子凌无力地靠在窗前,一边聆听,一边流泪。

韩母更加忧心如焚,脸上布满刀刻般的皱纹,头发突然全白了。尽管练细亚这一次到底没能带走一个孩子,但是她仍然要诅咒这个女人。看来这个女人真是一个灾星,不但把大儿子国凌害疯,还要把幺儿子子凌整疯。实际上韩子凌宁愿相信母亲是对的,宁愿相信十年前他和二姐月娥对哥变疯的判断,唯独不愿相信细亚的陈述,因为她的陈述最残酷!

无法回避,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张晋从小城源源不断带来了无所不知的红卫兵传单和小道消息,说在北京的中南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宫廷秘史。直到这一年的9月,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这个已经被写进权威庄严的党章里的接班人,突然坠毁在温都尔汗。林彪昨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忽然一夜间就变成了乱世奸雄。可见越是起劲地说亲密,实际上并不亲密。在温都尔汗爆炸的是林贼,在韩子凌心灵里 爆炸的却是精神原子弹。林贼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国内发生的惨不忍睹的浩劫,使许多童年的梦,青春的幻想,一切人间的崇高信念,都化作秋天落叶的飘零,夏夜流星的陨灭。

他不再忧郁,不再悲哀,仿佛已经修炼得道。这个9月的最后一天,右派韩子凌第一次没有主动向党支部书记递交那份每月都要认真忏悔的思想汇报。而且他发誓,以后永远不干这种蠢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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