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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轮回轮回》17

时间:2018-03-05     作者:项里城【原创】   阅读


        第十七章


在永顺场至小城的大路上,韩子凌丧魂落魄,行色匆匆。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妮妮缅怀鸣凤的歌,不由得在心里同她一起哼唱起来,一阵忧郁,一阵感伤,只想哭。真正的乐极生悲,命苦啊!

这次是安妮妮第10次更换工作了。学校、机关、工厂、商店,她都去工作过,没有一处不是临时雇请她,长的半年,短的不到一月。并不是她不想有个安稳的工作。她想不通为什么她得不到一份安稳的工作,而每次工作的变换,为什么非得有一个面首。从3月到4月,她把自己关在子凌后楼的房间里过了一段幽居生活。但是一开始她就没打主意在那里长住。即使这个星期四母亲不下乡来找她,她也会自动离去的,乡下绝对不是她长久的栖身之地。谁知韩子凌倒是一往情深,当天就跟踪她进城来了。

这天下午安妮妮家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她把贸然撞进屋来的韩子凌引到外室来,对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你把我永远忘掉,就当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为了让子凌死心,她指着里屋说她欠了他200元。韩子凌马上答应给她200元,把她从他手里赎出来。她笑了笑制止他,说这不是她欠债的全部,实际上她欠债2000元。她肯定韩子凌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除非去抢银行。她还像一位宽宏大量的债主告诉他,这次下乡,她第一次破例没有向他借钱。他应该知足了。她一边劝说一边就无情地把他推出门外。这时的安妮妮与永顺场的妮妮判若两人。

当天韩子凌在张晋家吃了饭,当晚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永顺场,因为星期五上午要上的三节课还没备课,学生的作业未改。张晋送他走出西门,劝他自认晦气,把她永远忘掉。可被勾了魂的子凌仍不死心。他知道他家的全部积蓄已在饥荒的岁月里用完,到哪里去借2000元?这个数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职工三年的工资总和。张晋当时就指出,实际上凑足了也不顶用。她名声很坏,谁碰上这样的女人就要倒霉。他连举了几个例子,有为她丢掉官职的,有为她破产的,有为她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张晋还说,这回算你运气,回头是岸,别吃错了药,往死里钻。

但是韩子凌一路往回走一路仍在心里哼着那首妮妮唱的歌,想着后楼上的节目,她的艳丽,她的肉体。他燃烧着欲火,不能自己。这一回妮妮教会他上了瘾,他一辈子注定要沉沦下去了。他着魔地渴望妮妮给他的性经验和性感受。子凌想得很美,说不定妮妮刚才那样对待他,仅仅是表演给屋中的男人看的。其实她也在想他,和他一样欲火攻心。

所以他没有熬过三天,上完星期六的课又往城里跑。当他走进小城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了。电影院在放映《两亩地》和《枯木逢春》,剧场在上演川剧《谢瑶环》。大街上有闲逛的市民。饭店、日杂商店还未打烊。小城正在复苏。韩子凌心里有事,径直往安妮妮家走去。五年前,他和张晋到长升街46号附5号寻找曾强的时候,绝对想不到5年以后的今天又故地重寻另一位姑娘。他到这里来过,小门内的小巷尽头有一个侧门,一上楼就是安妮妮的家。她的家在临街的日杂商店楼上,两间半居室,一个厨房。事实证明韩子凌原来的想法完全错了。她不在家,根本没有在家等他。酒鬼安父在酗酒。安母叫韩子凌别找了,连她也不知道妮妮会在哪里找到;而且她劝他也别在家里等,等到天亮也白等。他重新回到大街上,在这个小城里绝望地寻找着。突然奇迹终于出现了,他在电影散场的人海中看到了她。但是他犯了个错误,他根本没看见她身边紧靠着两个男人,就冒昧地上前招呼她,完全忘了她对他的警告。

“你一定认错人了,我根本不认识你。”她对子凌说。

两个青年戏谑地瞪了子凌一眼,伸出凶狠的拳头正想教训他,却迅即被妮妮一手挽着一个带走了。但是他的魂仿佛仍被魔鬼牵引着,他没有回头,他远远地跟踪着,怀着希冀、惊惧和恐怖。他希望她会半路将他们甩掉,然后回头扑向他的怀抱。他们一直往北走,走出了长升街,转到衙门大街就走散了一个男人。这给韩子凌一个希望,他等待着另一个男人滚蛋。可是相反,一对男女更加亲密起来,他看见他们在街的灯影下紧紧拥抱着亲吻。他的心也随之像 被蜂蜇了一样。接着走不多时他们就进了一家贴着红对联的小门,从此就不见有人出来。韩子凌蹲在对面一家面房的墙下,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拂晓前的困倦。翌日,他像一个沦落街巷的流浪儿,被星期天大清早上街的菜农唤醒了。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昨晚没有吃晚饭,并且实际上可能根本没睡觉,而是怀疑由于他的一时疏忽,可能她早已走出小门回家了。于是他又转回长升街6号去敲她家的门。多半天才看见睡眼惺忪的安母,狐疑地看着面前的青年:撞鬼哟,这人是不是疯了?她说她的女儿昨晚根本没回家,你走吧。

这个星期天,韩子凌肯定是吃错了药,中了邪,他一直在衙门大街走着,搜寻着,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他严密地监视着对面那扇贴着对联的小门,以及从小门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读过的几本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时很起作用。他不能半途而废。不到黄河心不死。结果依然是昨晚那样,依然是那对男女挽着手从小门里出来了,依然往北走,经过小学校、拘留所,最后折进一家小院子。这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里面的瓦房全关着,室内亮着灯。院中有天井,两棵树。他们走进北屋,敲开了门,一进去就把门关了。北屋正面没有窗,屋侧也没有窗,靠北墙有一个狭窄甬道。道口被砖墙堵死,但墙不高,一个引体向上就越过去了。这时,他听见室内带立体声音箱电唱机放的音乐。他不能就此撤退,也不能像昨夜那样守株待兔再熬通宵 。他只须看上一眼,看看这些狗男女到底干些什么勾当。他很快就发现屋后的窗以及窗下的一道石坎刚好容得下一双脚;并且屋檐下横系着一根可以攀援的粗铁丝。他安全地到达窗口,窗帘关得不严密,有一条等着他观看的缝隙。这时乐声更大了,灯光很暗,看不清有多少人和人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在跳舞,而且没有穿衣服,一丝不挂。他们一对对紧贴着,像他妈的连体婴儿;只有那滚圆的臀部在淫荡地扭动着,才说明那是一对活宝。臭婊子!日他娘,真的闯到鬼了。他们可能忘了看守所就在离此不到100公尺的地方。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更安全,灯下黑嘛。他这才记起而且永远记起安妮妮最后的话,彻底死了心。后来,他听说发生了一起轰动小城的桃色新闻,公安局逮捕了一群跳裸体舞的青年男女,其中就有安妮妮。

走出漆黑的小院,韩子凌突然想起曾强。人世间找不出第二个曾强这样高尚的女子。他明白他又将不可救药地沉入思恋的痛苦煎熬之中了。

中心校女教师一个月产假已满。韩子凌又回生产队种庄稼。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无论多强壮的人,过了这个季节,不全身骨节垮架,也要脱一层皮。但这些丝毫阻止不了韩子凌对曾强的思恋。即使耕田到夜半,他拖着灌了铅似的两脚,好像一个酩酊大醉的酒鬼,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仍然要坐到书桌前给曾强写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更多的时候,没有写信。好像他一生只学到了两个字:曾强。所以面前的稿子上便有无数个曾强。有时他干脆趴在桌上,让脸贴着这些曾强,不知不觉就沉入梦中与她相见。于是,他的体质迅速下降,精神萎靡不振。受惊吓的母亲责怪安妮妮,她说准是这个背时的妖精把子凌的魂死死牵着不放,怎么开交啊!

这年夏末,永顺场有个去年高考落榜的A,他不甘寂寞。他和韩子凌商量组织业余剧团,A自任团长。韩子凌当导演。征得公社党委书记陈树林的同意和大队支部书记喻兰芬的支持,永顺场的业余剧团真的成立了。韩子凌把外河文工团排演的歌剧《三月三》、《吹鼓手招亲》、话剧《夺印》、《抓壮丁》搬到永顺场,陆陆续续排出一个上演一个。他们不但在永顺场演,还到万顺场和安顺场去演。一个时期,永顺场的年轻人都成了戏剧演员和戏剧迷,街巷里,田野上,到处流行着《三月三》插曲的歌声。韩子凌白天种庄稼,晚上排演戏剧。

一年以后的十月,张晋被抽掉到邻县农村去搞“小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政治运动。“小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年后全面铺开的“大四清”运动的试验样板。入冬后的一个星期天,张晋请假从邻县回小城来,带信给韩子凌,叫他赶紧进城有要事相商。当天晚上他们睡在床上,两位朋友又谈了一个通宵的知心话。张晋谈的真正是韩子凌的大事。自从摘帽后韩子凌的处境又急转直下。现在不是灰心丧气,不是当得成当不成什么音乐家的问题,而是大祸临头了。根据张晋参加邻县试点的经验,他家的家庭成分将升高,由小土地出租升为地主。地主叫阶级敌人,家庭财产要没收,人要挨斗。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双料敌人,要戴上两顶帽子:地主子女和摘帽右派。尤其严重的是,母亲将成为地主分子。快到70岁的人了,怎么经得起政治运动的折磨?当众批斗,罚站受不了,罚跪更受不了,尤其她的面子往哪里搁?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永顺场德高望重,几十年来不知做过多少好事善事,如果突然遭受屈辱在心理上就会致她死命。直到天亮,两个青年仍然困惑,根本找不出一条出路。一夜的长谈只得出一个唯一的决定:赶紧结婚。为了母亲,为了这个家庭,必须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主妇。这就是说,继曾强之后,不知又该轮到哪一位良家女子上当了。

当子凌回到永顺场和最亲密的韩之琦夫妇具体商量婚事的时候,他擅自增加了一个条件:这个女人一定要长得漂亮。这事梅老师最有发言权,她在永顺场当了二十多年教师,她对学生个个都了如指掌;并且通过她与全乡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四处为他物色人选。一时间,永顺场人都知道韩子凌的新动向,他愿意娶一个农村姑娘了。农村姑娘选择对象的标准,一看家屋,二看人品,当然也看政治面貌。他家的木楼,木楼里的家具,以及家庭经济来源,在她们心目中,均属永顺场的上等人家。他的人品就别说了,人才十分,知识超群。曾经爱他的姑娘都不是一般的姑娘。他的家庭出身一般,小土地当中农,是贫下中农的朋友。不是精明得道的人,看不见他头上的紧箍咒,更不能预见一年以后他的头上还要加一个紧箍咒。他们以为摘掉了帽子便没有帽子。这时,非常着重人品的中心校某女老师,供销社某女营业员和公社的女播音员,她们只知道他长得如何英俊,如何有知识,就是不知道他实在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男人,他早已失去童身。她们自诩比人民公社的姑娘要高一等,只要她们愿意,社员韩子凌算运气。但是这类人很容易引起韩子凌和过去的恋人相比较。姑且不论人才,她们根本不该写情书,因为她们的情书不但错别字连篇,而且内容苍白。很快,韩子凌排除了永顺场吃皇粮的几个为数寥寥的姑娘。他一直浪漫,决心浪漫到底。女人工作不工作不要紧,千条万条只要求她一条:长得漂亮。实际上,永顺场稍微出众的姑娘他都见过。永顺场每逢春节或配合政治运动,都要搞文艺调演,她们都要到永顺场的舞台上来亮相,甚至还要请韩子凌老师帮助辅导排练节目。但是从前,她们在他眼里只是一副模样:黑红的脸蛋,粗糙的手,肮脏的头发。

转眼到了1965年的春节,公社搞文艺调演。永顺公社共计10个大队,有48个节目参加演出。事前梅老师把物色的对象报告给他,最后由他自己看人定夺。当时他绝对想不到,最终作为他妻子的倒是连候选人名单都上不到的最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而最漂亮最合理想的姑娘却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她肯定是这些乡姑中的佼佼者。瓜子脸,大眼睛,身材苗条;同时,她还是“向阳花”中的女强人,她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大队团支部书记;除此,据梅老师介绍,她现在就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聪明能干,出名的孝顺女儿。她开始并没有拒绝,而且还到韩子凌家作过客,住了一夜。方士元和莫莉华给他的启示,恋爱中的情人,千万注意那越雷池的一步,谁不经对方同意最先迈出这一步,谁就会在日后漫长的生活中饱尝苦果,之后就在对方的骨子里烙下上当受骗的阴影。这段时间里,尽管被人介绍了许多姑娘,他连手指姆都没有碰过。她们都成了符号,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后来,这位共产党员真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或许她真正是得道的精明人,终于看明白了他头上的紧箍咒;或者,她把这事向党组织报告了,党支书给她指明了方向,她拒绝了摘帽右派韩子凌。她英明地选择了一位最可爱的人,一名中印边界战中的解放军战士。

这些年,母亲衰老得快,耳朵聋了,眼力也不行了,不能穿针,人走到面前才看清人的面孔。她常对人说,她这一辈子也活到头了,唯一的遗憾便是还没有见到儿媳妇。乡邻们劝韩子凌,不要七不成八不就的,将将就就把年过,合适就算了。张晋则强调,人生大事也不能马虎,声言务必让他帮忙参考酌定。之琦大哥夫妇更讲实际,四处张罗,亲自登门游说。结果就像世人说的,世上只有剩钱剩米,哪有剩男剩女。

终于有一个不幸的小女孩上当了,自从她成了韩子凌的妻子。以后的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她没有幸福,没有欢乐,屈辱的泪水和奴仆一般的苦役,像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她。无可非议,她是一位真正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桂英,这年还不满18岁,共青团员,父亲担任贫协主席。她比韩子凌小11岁零3天。

8年前,当热恋中的韩子凌和莫莉华在月娥的神仙洞小学聚会的时候,韩子凌绝对不会想到此时在操场上有一个跳橡筋绳的不满10岁的小女孩,才真正是他日后终身相守的妻子。而这个小女孩也绝对不会想到,她和她的一家好好一个大都市的市民,三年后就变成了永顺场山沟里的农民。

桂英的父亲桂成雄早就是韩家的大恩人了。当年桂成雄像一个侠士一样,突然出现在朝天门码头,解救了落魄青年韩国凌。靠了他,国凌才免遭一场毒打,才获得一份糊口的生计,才在疾病中死里逃生。

桂成雄在旧中国的朝天门码头当码头工人,备受奴役与苦难。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在搬运公司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他不再是社会的奴仆了。所以正值盛年的桂成雄以他诚实而出色的劳动成绩,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生产突击手等,他都当过,家里满壁的奖状可以作证。

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号召市民参加修筑康藏公路。众所周知,这条公路要穿过杳无人迹的崇山峻岭,第一次打开原始疆域的大门。修筑这样一条无比艰险举世瞩目的公路,需要千万个不怕死、不怕累的筑路工人,尤其需要桂成雄这样的带头人。勿需谁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第一个报名,参加筑路大军,撇下刚刚过上好生活的妻子和女儿离开了文明发达的大都市。在艰苦的筑路工程大队里,桂成雄仍然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生产突击手,他仍然是带头人,干一切最危险、最艰巨、最繁重和最肮脏工作的带头人。

很不幸,在灾难的大饥荒岁月里,桂成雄回家探亲后,由于交通受阻,他不能回西康的驻宿营地,与工程队失去了联系。桂成雄被迫滞留在家里。他不但失业,还是重庆这个大都市的一个无户口无粮食供应的流民。这时,家里除了桂英,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桂成雄挑着担子,在这个大城市里走街串巷,有时卖蔬菜,有时卖水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一个夏末突然变凉的夜晚,眼看一挑西瓜卖不出去就要烂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买主。桂成雄忍痛降价,一次再一次地降价,他想紧紧抓住这个顾客不放。可是这时,坐在旁边的妻子没干任何事,倒显得不耐烦起来。她看见英雄的丈夫这样受屈,这样丢人,这样掉价。她抱怨说:“人家不买就算了,何必苦苦求人嘛。”丈夫听了这席话就生气,干脆把一挑西瓜摔在地上全部砸烂,生气地咒骂道:“求什么求,求他妈个屁!”这一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妻子和小女儿回外婆家,屋里只剩下桂英一人。他在朝天门的一家小食店里站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碗高价炖猪蹄,满怀喜悦地走了半个城,回到家把它给心爱的英儿吃。可已经懂事的女儿没有吃。她明白她的父亲比一家任何人都重要,为一家人的生计日夜操劳,多辛苦哇。于是,她又把这碗猪蹄递给父亲。父女俩都要让对方吃,就这样推让着,不慎半途失手,一碗猪蹄掉在地上,碗打碎,珍贵的油汤泼了一地,父女俩抱头痛哭,狠狠地伤心了一场。

两年以后,熬过大饥荒,城市和乡村开始复苏。这时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市民上山下乡,支援农业。他们说,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谁愿轻易放弃富裕的都市生活到一穷二白的农村去呢。尤其这个刚从饥荒中走过来的时刻,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有一个安稳的工作,有一份稳固的低廉的口粮和副食品供应。尽人皆知,好比平民变成贵族,农民做梦都想迁入城市,哪有城市人想迁入农村的?总之党和政府这次动员工作比上次动员修康藏公路还要困难十倍。没有人愿意报名下乡,因为他们不是陶渊明,现实世界里也没有一个世外桃源。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桂成雄这样的人。

很遗憾,在过去的两年里,没有人想起桂成雄,没有人借他一笔路费,好让他回到遥远的工程队里去做他那一份工作,领那份工资和口粮,好养家糊口。更没有人想起桂成雄在大饥荒的年月里成了流民,没有那一份口粮就要饿死人。那时都没有想起他。但是桂成雄没有怨天尤人,他明白党和政府有了难处。现在党和政府的工作跟上次一样,又遇到了难处,又需要有奉献精神的带头人。居委会主任才想起了桂成雄,亲自登门来找这位先进分子说,桂大爷,带个头吧,替党和国家分一分忧。桂成雄没说二话,跟几年前一样。又是第一个报了名,并且他忠实热忱地同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道挨家挨户走访,现身说法,耐心地开导别人。结果他所在街道才有10多家人报了名,从而使这一条街成了全市上山下乡的先进街道,桂成雄理所当然地又被市政府授予上山下乡模范的称号,墙上又多了一张奖状。他和他的一家就这样来到了风县第6区永顺公社红星大队第5生产队毛狗湾落了户,从此当了农民。

在那一批全家上山下乡人员中,桂成雄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精强力壮的汉子。他比韩子凌强十倍,很快就学会了种庄稼。他生来体力过人,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他一个人要顶三个农民做的活。他以无私的奉献精神,无产者光荣的出身和历史,赢得了一方父老乡亲的尊敬与信任。他当了大队贫协主席,大家都叫他桂大爷。他一如既往。用诚实的劳动,又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状。为此,家里正墙上不得不多增辟出一垛壁来张贴那些缀有五星红旗与鲜花的奖状。

他这个人哪,可以说也有99个优点,也是少不了一个缺点:生性粗暴。众所周知,在那个人人都需要救济的大饥荒年代里,谁都把粮站救济粮发放员当作皇上老子来敬供着,唯独桂大爷不信邪。在三月初二的集上,由于救济粮的发放无故拖延,桂大爷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发放救济粮的皇上老子打得爬街。在一个春耕大忙的日子里,桂大爷突然撞进一个懒汉农民的家里,生吞活剥地把他从床上抓起来。

“狗日的想睡到死,没那么便宜。”他狠狠地咒道。“老子要你站着死。”

接着桂大爷把他拉到地里,递给他一把砍刀,叫他站在田埂上铲草。他自己则冒着早春的寒冷,高高卷起裤子,下到水田里。扬起鞭子吆喝水牛,扶犁耕地。大家都明白,有桂大爷带头,不能有懒汉有懦夫。永顺公社红星大队毛狗湾生产队有123口人,就像有123人的大家庭。他们在无形中被捆绑在一条船上。必须生死与共,求生存。

“锅里有,碗里才有。”桂大爷对社员说。“生产队富了,社员才能富。”

他不但在生产队带头下地干活,还要协助大队党支部的工作,忠实地为党的各项工作当排头兵。因为他是贫协主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解放后,农村流行一句新民谚:吃水不忘掏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

偶尔有一天空闲,桂大爷上山打柴,把柴挑到小城去卖。毛狗湾离小城20公里。谁都吃惊,桂大爷很轻松地担着200斤重的木柴,午前就打来回走完40公里路程。其实他凌晨鸡没打鸣以前就上路,一直小跑着。进城后,他最先和斤斤计较的城市主妇讲好价钱,自然也是用最低的价格出手。一点不耽搁,卖了柴就往回走,因为午后他还要出工,去做公社的带头人。自从1962年春下乡的第一天起,到临终前一天,一共18年零4个月,虽然活到68岁,他一直坚持进城卖柴的营生,因为这是他的一家也是大多数山区农民在公社一年一度的决算以前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桂大爷虽然干活一顶仨,但他一天的收入最多3角钱。公社社员劳动一天最高的工分只有10分。干活,他肯定比韩子凌强十倍。可是韩子凌为准一级,每天9.5分。下乡3年以后,桂大爷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桂英下面有了两个妹妹。桂大爷即使每天出工也抵不上一家5口的基本口粮款。桂大爷家每年补款,他死后都还欠生产队485元7角2分的口粮款。

这一天永顺场逢场。桂大爷最心爱的桂英已经14岁了。她眼巴巴地盼望到了这个赶场日,像尾巴一样紧随父亲到永顺场去赶街。满街的热闹她不稀罕,供销社的各色花布她也不眼羡。她只希望吃到一个价值6分钱的肉包子。实际上她在食店外一看到它就开始向父亲要了。但是半天过去了,眼看着父亲在这里站一站,那里看一看,或者跟这个人打声招呼,那个人讲几句话,唯独没有买一样东西,更不消说买肉包子了。女儿哭了,他没理她。她索性咽咽地哭着 要,始终尾随着他。到晌午时分,他们不得不饿着肚子赶紧往回走。这时可能已经走出场口她快要绝望了,女儿就放声地哭了起来,希望狠心的父亲回心转意,回转身去把那个热腾腾的肉包子给她买来。可是当父亲的像是没听见一样,完全把她搞忘了,继续向前赶路。一贯倔强的女儿也绝对不投降,她仍然坚持要吃肉包子,仍然咽咽哭着。父女俩走了十多里山路,她一直不停地哭着。后来,到了家门前的山坡小路上,哭晕了头的桂英突然失脚跌在岩下。父亲在心里流着泪把女儿抱着回家。十多年后,长大的桂英时常忏悔,她在父亲的坟头哭述着,在那个大饥荒的年月里,爸爸舍得用10元钱的高价买一碗猪蹄,宁肯走一个通城也要送到女儿手中,难道还舍不得花6分钱为女儿买一个肉包子吗?

一个秋天的午前,韩子凌随之琦大哥第一次走进山沟里的毛狗湾相亲。他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从大都市迁来的移民户并享有很高权力的贫协主席的家。挤在别人高房大屋缝隙中的这一间低矮破旧的木瓦房,一进7垛壁,共分成3个小间。进门两垛壁是厨房,柴灶和大水缸占了大半,仅余下进里间的过道。里间3垛壁是桂成雄夫妇的卧室,最大最管用,摆着全家最昂贵的家具——一张梳子背双人床和一个小平柜。斑驳的红漆,以及平柜上方挂着昔日生活照的镜框,记录着豪华都市里的贫民生活。卧室的一半靠壁摆着一个两米多长的高大木柜,里面装着供全家一年吃的粮食,以及挂面、辣椒、油盐等一切食物。后间两垛壁是女儿的卧室,床当头搁着粪桶、锄头、镰刀、耙梳等农具,墙上挂着蓑衣、斗笠和草帽。更叫人吃惊的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个家好像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石灶、石缸、石桌子、石凳,甚至连女儿睡的床也是石头砌成的。只有正壁上的这些奖状才准确无误地证明这间房子的主人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劳动者。曾经有一位县委书记到永顺公社视察工作,在毛狗湾看见桂大爷这间小屋,不禁对陪同的下属感慨地说:

“我们总是念念不忘这样的教育,党领导人民干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往往人民明白了,并且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信赖,而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反倒搞忘了。危险哪,同志们!尤其像桂大爷这样的模范先进人物,他们是党的事业的柱石。我们要像爱护他们的荣誉那样爱护他们的实际生活。”

此后桂大爷得到一笔50元的救济款。可是这时在毛狗湾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桂英抱怨说,学生的课桌坏了,缺胳膊少腿的。桂大爷毫不犹豫地把这50元捐赠给了学校。

所以这天韩子凌看到这个家,已经很受感动了。在未见到桂英以前,他就开始对她浮想联翩。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哈代的苔丝,沈从文的翠翠,以及灰姑娘、喜儿等,这些穷苦人家的女孩,都有一种天然的美、淳朴的美和崇高的美。他想,桂英肯定也是一个同样美丽的姑娘。

这是一次没有预约的造访,事前桂英一点不知道。受右派丈夫韩之琦株连的梅老师,早从中心校被贬放到毛狗湾教村小。梅老师同桂家过从甚密,悉心帮助桂英教一年级的功课。在韩之琦夫妇的陪同下,韩子凌是在坡地里第一次见到桂英的。这时,父女俩正在种菜,父亲挖窝,女儿栽菜。父亲站着,高大、魁伟。女儿蹲着,一个小不点儿。父女俩看见梅老师来了,都停止手中的活。这时女儿站了起来。我的天啊!她哪里像一位待嫁的姑娘?她还是一个孩子!韩子凌估计她只有14岁。在她的父亲面前,显得那样矮小、单薄。她赤着脚,一根发黄的长辫子拖到臀下。

通过这一次不光明正大的相亲后,韩子凌心里直叫苦,他埋怨之琦大哥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说人生在世只有这一回,马虎不得的。可老练的之琦大哥雄辩地告诉他:

“她现在还只是一件璞玉,宝贵之处就在这里,看今后你怎样去雕琢她。”

现在已经到了秋季。张晋才说过,过了这个冬,来年大四清运动的政治风暴就要落在他的头上。恐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到那时不消说小姑娘,连老姑娘也摊不上,可怜的母亲何时才能从繁重的家务中得到解放?都到了这个份上,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的?

事后,梅老师正式向桂大爷提亲。接着桂成雄携带桂英来访韩子凌家。这时,他绝对没想到,韩子凌就是韩国凌的亲兄弟,也绝对不会想到分别15年后会在永顺场见到昔日的老朋友。他一直认为国凌夫妇仍在东北干大事。农历八月初五,桂成雄父女一走进韩家,就看见坐在中堂上的韩国凌在笑吟吟地迎接他们,使桂成雄惊喜万分。

“哈!老弟,你还记得朝天门码头上的桂大哥吗?”桂成雄上前招呼国凌。

“他是我的亲哥哥。”莫名其妙的子凌介绍说。

“你在说啥呀,爸爸,你忘了自己的辈分了。”桂英拉着父亲的衣角小声说。

显然桂英不但忘了她满周岁生日时第一次见到的韩叔叔,而且也忘了重庆解放时她3岁最后一次见到的韩叔叔。非常出人意料,听了韩子凌的一番解释,桂成雄才敢相信面前的韩国凌真的疯了。但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一对完美的夫妻为什么好端端破裂了,更不明白当年纯洁无瑕的少女练细亚会无情地伤害她的丈夫,使他变成疯子。桂成雄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大约肃反运动快结束时,有两个东北来的外调人员到康定工地上找他了解韩国凌解放前夕在重庆的历史。他们说这是第三次外调才找到他本人。当时质朴的桂成雄确信韩国凌正在申请入党。他对他们说,韩国凌早该入党了。谁知面前的韩国凌比当年流浪在重庆码头的韩国凌还要悲惨。善良的桂成雄不仅同情国凌,还怜悯他的兄弟子凌。

这是一次突击性的婚姻,从提亲到结婚一共只有12天的时间。自从农历八月初三梅老师正式向桂家提亲,八月十四日韩子凌和桂英便到公社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书。其间,一个星期内双方正式互访了一次就作出决定,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内就赶制好结婚衣服。这一回韩子凌一开始就宣布不讲恋爱,结婚就结婚,因为恋爱伤透了他的心。如此苛刻而又不讲情理的条件,只有豪爽善良的桂大爷才愿接受。他首先原谅了子凌头上的右派帽子。他说人的一生三贫三富不到老,这是他的人生哲学。这时中国人的贫富界限只有一个:城市与乡村,即有工作与没有工作;凡拿固定工资吃皇粮的叫有工作,便叫富。当然农民生活在最底层,最穷。他确信子凌终有一天有工作。但子凌坦白地承认他不会有这一天了,他说他各种努力都尝试过了。但是桂大爷却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他的女儿就是要嫁这样的人家,好就好在能够变,而且会变好,越来越好。这关系到他女儿婚姻的幸福与稳固。这跟韩子凌把他的女儿当作璞玉如出一辙。他们等于在事前就不谋而合了。好像在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双方都愿争取早日成功。为了不被泄露机密以防干扰,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和介绍人,双方都没有及时通知亲友。而在各自家里,他们俩都是绝对权威。后来证实这事幸好办得快。桂英在重庆的外婆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代表在渝的舅舅、舅娘们赶到毛狗湾,制止这桩婚姻。可惜她到达的日期不是15日,而是16日,迟到了一天。后来城里的朋友们也说这个韩子凌太掉价,一致否定这桩草率的婚姻。实际上这个小女孩一到永顺场,乡邻们都纷纷提醒韩子凌说,这个姑娘可能有病,头发黄,脸色也黄。

农历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夕,双日,是个结婚的好日子,韩子凌和桂英双双到公社办结婚登记手续。公社文书是个忠于职守的干部。他怀疑面前的小女孩是不是上当受骗,是不是真到了结婚年龄。他反复问她是不是真心愿意,她这个团员向团支部汇报没有。他还把厚厚的户口册从档案中翻出来,仔细核对她的出生年月。这一年她刚满18岁,但不足18周岁。总之,他一直在犹豫着。大约磨了一个小时,正在十分尴尬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陈树林到办公室打电话,或许是无意中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位曾经表扬过韩子凌的党委书记,在他拿着话筒等对方找人的空隙问韩子凌:

“登记结婚?”

“是的。”

“你多少岁了?”

“29岁。”

“该结婚了。”

文书几乎就在听到最后一句话的同时,就立即拿出鲜红的结婚证书,开始认真地填写。一件终身大事就这样敲定了。然而韩子凌在庆幸结婚手续终于办妥的同时,突然一阵心凉就悲哀起来。仿佛文书填写的不是标志新婚大喜的结婚证书,而是处以死刑的判决书。所以当他们领到结婚证书回家后的第一个时间,新郎就把新娘单独遗弃在屋里,顾自到街上发疯去了。他在乡街上同跳绳的小孩们为伍。他把孩子们逗乐了,大家放肆地唱呀,跳呀……中午没有回家吃午饭。奉命来喊幺爷的侄女杉雪也被强烈地感染着。她完全忘了婆婆给她的使命,也参加了进来。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孩子们的兴趣大增。孩子们真正地快乐着。而韩子凌却相反,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环境,忘了一街的观众,他满脑壳颠倒了的潜意识,疯狂地嬉笑,满脸的泪水。

第二天晚上,中天挂着圆圆的明月。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传统的节日。永顺场人再穷也要磨糯米来做菜粑,有的人家吃好酒好菜、中秋月饼,或坐在窗前月下,或聚集在地坝里,阖家团圆,共同赏月。唯独韩子凌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因为新婚的第一晚新娘就开始哭泣。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全体永顺场人都听得见从场背后半坡上的官山坟地里传来的二胡声。韩子凌在那里拉二胡。他的头发抹了水,梳得溜溜光,身上穿着回乡后从未穿过的笔挺的哗哒呢中山服和锃亮闪光的窄尖皮鞋,俨然一副演奏家的派头端坐在高高的坟头上。坟头是他的舞台,从荒芜的杂草丛中探出的许多个坟头是他的观众。他十分认真地严肃地演奏着,《光明行》、《二泉映月》、《珊瑚颂》,当然也有羊儿羊儿的歌,鸣凤唱给晴雯的歌……可能他听到了观众席上发出的一阵又一阵热情的掌声,便频频站起身来向观众鞠躬致意,口中念念有词地和他的观众对话……毫无疑问,永顺场人都说韩家又多了一个疯子。这时,只有有知识有阅历的韩之琦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在子凌家劝慰悲痛欲绝的韩母和桂英。他说子凌不会学他的哥哥,他不会疯的。

“他正在告别一个时代。”之琦说。

而韩母却埋怨新娘子太年轻,一点不懂事,因为桂英一直还像做客一样和她睡在一起。

八月十六日,韩子凌接连蒙头睡了一天一晚。十七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独自看书,不准任何人打扰。十八日,他出工做活去了。当晚桂英才睡到他的床上。他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是他母亲撵她进来的。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领取结婚证还不算正式结婚。应该由阴阳先生择定吉日,摆筵席请亲朋好友和乡邻,完成迎亲送亲仪式,这才叫正式结婚。因此,新郎新娘一般要到这个时候才同房。

桂英从未接受过任何性教育。实际上直到今年春末她才第一次来潮。跟韩子凌的大姐月苑一样,还没等到来得及编织少女美梦的时候,突然就要被迫变成妇人了。虽然她不知道如何告别处女,但是她并不害怕。她一向崇尚英武,因为她爸爸便是她心目中的英武的偶像。她爱爸爸胜于爱妈妈。打从她由娘胎出世开始,就一直睡在爸爸身边长大。当年,穿金戴银的妈妈对爸爸说,她已经受够了十月怀胎的苦,孩子生下来以后的事该由男人去做。因此她一生下孩子,就什么也不管,从这家戏院进,那家电影院出,或者串门走户打麻将。于是,桂英就成了爸爸的尾巴,他走哪里,她跟哪里。她一直受到父亲的保护,没人敢欺侮她。这一次婚事完全是由她爸作主决定的。她曾经在永顺场的文艺调演中见过韩子凌,但是对他说不上好与歹,只要爸说好就好,何况永顺场比毛狗湾更大更闹热。

从桂英走进韩子凌家门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他不爱她。从登记结婚的第一个晚上起她就开始遭到不幸。她从未见过父亲流眼泪,所以自从她晓事以后也从不轻易流泪。这天晚上是她进这个家后第一次流眼泪。她哪里晓得,这仅仅才开了个头。她不是害怕睡在他的床上,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睡在他的床上。所以这天晚上,当韩子凌看了一阵书,终于上床睡在她旁边的时候,她仍然面向墙壁蜷缩着身子。实际上这一夜和以后的两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在农历八月中旬的最后一天,轮到韩子凌值夜看果林。树上的柑橘还未完全成熟,这个时候只有淘气的儿童才看得上它们。三角形的草棚搭在林子的坡顶上。天全黑下来以后,月亮才从对面山顶上露出半张脸,像一把梳子。天上的星星多,月不明。他孤独地坐在草棚的竹席上,聆听秋虫的啜泣。这时,山下出现了一闪一闪是光亮。他知道是家里有人打着电筒给他送夜饭来了。这个送饭人就是他以后要终生厮守的妻子。实际上那天在公社登了记,他就永远承认这个现实了。但是今天的韩子凌才是今天的韩子凌,不是昨天的韩子凌。他叫桂英坐到他的身边来。他首先向她道歉,这几天怠慢了她。他承认他这几天病了,神志不清。现在他们应该共同合计一下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桂英说她不怕吃苦,她会像她爸那样坚强,学会种地,去挣工分。但是韩子凌跟她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需要她去挣多少工分,他说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他需要她努力合作:首先学习文化,必须达到中学水平;另外,他要教她学音乐,学会认谱,至少要学会一种乐器——扬琴,以后为他伴奏。他说扬琴比二胡好学,一学就会。所有的中学课程他认为都要学。学一个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必须具备的起码知识。接着他们就具体安排课程表,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做作业;什么时候上文化课,什么时候上音乐课。无可否认,他们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很像一对师生。但是他们可能忽视一个铁的事实:老师已不再是老师,学生已不再是学生。他们都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公社社员。当时有一个最流行的名词,叫劳动力。虽然周密的计划第二天起就开始严格实行,但是从八月下旬至九月的第一个双日子,实际上只施行了一周零三天。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等五门课实际上只教了第一课,其他如英语、物理、化学、政治等,还未来得及开课;音乐也只教了前言和简谱的音符,另外还学了两首歌曲,扬琴根本还未来得及上重庆去选购。总之一切才仅仅开始,就不得不让这个兴致勃勃的学生辍学。因为每一个劳动力有一份人民公社的生计指令他们去做。公社的上班时间凭天亮出工,天黑收工;跟我们的祖先一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不必说学生现在该做什么不由老师安排,就是老师本人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他们都得听从作业组长的安排,生产队长的安排,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安排。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生产队长就得在当天晚上安排明天的工作:劳动力韩子凌开山修红旗渠,劳动力桂英挑土造梯田。一天中,在没有太阳的时间里他们还有许多事必须做,除了自身的吃喝拉撒,还要照顾家里的老弱病残,饲养被严格限制数量(公社规定每户养家禽数为一人一只脚。)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经营人均三分的自留地。一年以后桂英生了第一个孩子,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们只有把在草棚的夜话当作天方夜谭讲给他们的后代听。

但是这个时候,一对新婚的夫妻完全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梦境里,除了忘了自己是人民公社的劳动力,还忘了自己今后会有孩子,会老。他们想,今后他们的家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天地。他们将相对着讲自己刚看完的一本新书;他们一个拉二胡,一个弹扬琴。这样,文学音乐,音乐文学,何等高雅悠闲的日子。他还对年轻的妻子说了一些她根本听不懂的话。他说,今后不要出门,两个人就在屋里过,外面的世界不公平,太困惑了,太不完美了。但是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话,她一边正在打瞌睡,就只好关上话匣子。他叫她不回去睡,这副样子怕跌倒在哪里,不放心。她说不回去就不回去。接着她窸窸窣窣上了竹床。他到林子里巡察了一遍回来,她躺在那里仍然没有脱衣服。她的两只眼睛圆睁着,瞪住他,好像在问,她什么都不懂,请告诉她下一步该做什么?一个使夫妻和谐的大好时机让他放过了。相反,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致使她和他一样备受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煎熬长达15年!这时他应该教给她一些知识,让她一步一步地随同自己走进情爱的乐园。可是他一开始办的事,不是情爱引导的发端,而是结果;不是给予别人,而是光顾自己。她僵直地躺在他的下面,始终交叠着双手遮住自己的眼睛,嘴唇紧闭着,牙齿紧咬着,一点不出声。他很快就完事,就滑下她的身子。他这才发现她消失了,她并不存在。实际上她一直没有出声,没有动作,仿佛她已经死了。于是他拿背向着她,很快入睡,打着鼾。这个第一次,实际上是他们今后15年夫妻生活的不断轮回。无论他什么时候想干那件事,她便照样去尽一个妻子的义务。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说,她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他一次,也从不想干那件事。她不觉得那事有什么快乐或不快乐。倘若不为了传宗接代,她实在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意义。

韩子凌和桂英的婚事,办得既简朴,又得体。不大摆宴席,不请客收礼,不抬花轿,也不烧香磕头拜天地。在又一轮政治运动的前夕,他们的婚事没有一点让人指责有怀古复旧的蛛丝马迹。大饥荒以后,经过三年的修复,购买糖果才开始取消凭票供应。韩子凌在供销社买了45斤水果糖,6条重庆牌香烟。永顺场有105户人家,他便买了105个大信封,按每家的人数以偶数的糖果和香烟装入信封里,分送给乡亲们。10月的第一个双日子,韩子凌和永顺场上的朋友A,两人走到山沟里的毛狗湾把新娘接到永顺场。当晚请了之琦夫妇,作了一点家常菜,聚会了一下。操办这桩婚事完全打破了永顺场的旧风俗,甚至女方不可少的陪奁反而颠倒过来,男方倒给女方家具——红漆木方桌、八仙大椅子、单人木床等;桂英身上的每一根线都是男方买的。同时,男方还给女方100元彩礼。

办完婚事的下一周傍晚,韩子凌意外地收到曾强写来的一封贺信。这是一封早先设计好并精确计算了时间才发出的信。信中除了热情的贺词,还有一句让韩子凌永远负疚和愧悔的话:

“我说话从来算数。现在你已经结婚了,可是我没有。”

正式结婚之日,便是师生异想天开的功课彻底结束之时。韩子凌和桂英不可能是文艺伴侣,他们的家庭永远不可能是世外桃源的文艺天地。好在之琦大哥说得好,桂英是一块璞玉。璞玉毕竟也是玉,绝对不是木头、石块。她还年轻,来日方长,相信她终究会被雕琢成光芒四射的美玉。

从此,充满幻想的韩子凌才从漂浮不定的云端,降落到实实在在的地面上。他才第一次正视家庭的实际生活。他断定他一天3毛钱的劳动价值,永远不能摆脱一大家人的生活困境。他要谋求一个既高尚又有稳定性的职业。第一个理想的职业当然是当一名继承祖国医学的医生。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乡村郎中。在张晋的指导下,韩子凌背熟枯燥乏味的药物学,学习了《中医学概论》。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尤其让他入迷。许多年后,他仍能把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等背得溜溜熟。中医讲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气韵,那种严密推导的辩证施治,玄妙地把一种自然科学与哲学、文学、美学等熔于一炉。难怪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像郑板桥的名人,既是名医又能当官人,而且兼具棋琴书画的禀赋。结果,半年以后,韩子凌学医和桂英学文化一样,不得不中途辍学。他不但碰到和桂英同样的困境,而且注定没有前途,因为彼时彼地还没有一家私人开业的诊所,政府也不允许有这种诊所。

韩子凌学养蜂更多的原因是为了已经怀孕的妻子,都说蜂蜜是产妇和婴儿的最佳补品。一开始,韩子凌便比永顺场的土著人古老养蜂方法先进半个世纪。他的知识增长和蜂群发展都很快,从学习《蜜蜂生物学》等专著到各种养蜂杂志,从家里养一群蜂到养10群蜂,从一季取2斤蜜到取200斤蜜,仅仅花了两年的时间。但是后来发生了一场洗劫性的幼虫病,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根本问题出在永顺场的蜜源不足。春季的菜花和秋季的桉花,都很单一。上等的蜜源如紫云英、荞花,荔枝等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所以家庭只能养产量低的中蜂,这就注定了没有多大作为。他所达到的成绩,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养先进的意大利蜂,为了追花寻蜜,他就得走出家门,天涯海角,四处漂流。现在有妻儿,走不出门了。何况,人民公社容不得你有这个四处窜游的自由。但是从此,他家一直养有蜜蜂,一年四季有蜂蜜吃,而且还有一笔可观的副业收入。

养蜂知识性强,收益好,很有一番情趣。孔子与蜜蜂,不知是谁启示了谁,反正蜜蜂和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蜜蜂王国里,雌蜂(蜂王)、雄蜂、工蜂(包括侦察蜂、采集蜂、酿造蜂、哺育蜂、侍卫蜂、清洁蜂等)分工严密,精诚合作,恪尽职守。每一只蜜蜂都忠诚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在喜悦的流蜜时期里,在蜂群嗡嗡的合唱声中,阳光明媚,满院生香。这时,子凌总要割几块温嘟嘟的蜜粉脾亲手分别放进母亲的嘴里,国凌大哥的嘴里,妻子桂英的嘴里,侄儿侄女们的嘴里,因为它比世上什么东西都更香甜,更惬意。分蜂季节,乡亲们惊奇地看到十几万只有蜂毒蛰针的蜜蜂温顺地附着在不戴面罩操作的子凌身上。蜜蜂不轻易伤害人,否则就意味着自己的牺牲。正如雄蜂也是用生命去爱它的情人一样。它和雌蜂交媾以后,把生殖器也留给了她。

第二年一月,正如张晋说的果然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运动。中共重庆市委工作团7000人来风县,组成7个分团,50个工作队,600个工作组,在全县开展“大四清”运动。永顺场驻进一个工作队,12个工作组。不过张晋预测的不全对,韩子凌家没有升成地主。可能邻县试点不成功,这一次一般不动阶级成分。5月16日,全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团不得不半途灰溜溜撤走。

纯属偶然,一年后韩子凌进城,再次和张晋彻夜长谈庆幸又逃避了一场政治灾难的时候,见到了三年前在永顺场不辞而别的安妮妮。

安妮妮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她 不傻,也不会轻易被人利用。三年前她在风城名噪一时,被称为头号风流女郎,身后的男人成群,趋之如骛。可是当她因跳裸体舞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帮助她出狱,反倒雪上加霜,纷纷到派出所去指控她骗了他们的钱。债主之多,数目之大已构成了诈骗罪。事实上其中大部分是他们心甘情愿送她的钱,这时也形成债务。后来因为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并在借贷关系上闪烁其词,遮遮掩掩,所以此案终未成立。半年后,安妮妮获释,发誓要报复男人。

“女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去勾引男人,傻瓜才结婚,才去生孩子。”她说。

每一个第一次见到她的男人,不但被她漂亮的姿色迷住,而且还为她的端庄内秀所吸引,因为她如珠似玉的谈吐是在目不斜视中,在始终望着地下的朴实稳重中娓娓倾泻出来的。每一个被她迷住的男人,她总让你感觉到每一次相见都有新的内容而渴望下一次,使你为他神魂颠倒。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如愿以偿,事实上大多数男人终因不能把她弄到手而发疯。

她仍然没有工作。共和国的党政机关和各个企事业单位用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没有人敢接收这种父女两代都进过监牢的女人。“文革”初期极左的红卫兵造反派不会要这种人参加。而她本人早看破红尘,认为红卫兵不过是神仙打仗的牺牲品,根本没有想到要参加造反派组织。但是风城“文革”如火如荼。5月成立各红卫兵组织。6月就开始派别之间的唇枪舌战,尽管大家都发誓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7月武装部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造反派抢劫一空。8月风城冶炼厂发生第一次武斗。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为了壮大队伍,早放宽了尺度,只要你反对对方就成。虽然安妮妮什么派也不想参加,但是“革命”需要她,各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需要她,要她去编排《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战歌》等等。她不得不参加“革命”,因为红卫兵的枪管对着她的胸口。于是她成为斗到底兵团文艺宣传队的编导。

当韩子凌张晋这天晚上继续彻夜长谈的时候,两年来持续不断的武斗更大规模地发生了。密集而猛烈的枪炮声突然惊醒了风城的所有居民。这时安妮妮正在风城冶炼厂演出。谁知舞台上的戏还没完,舞台下的戏就开了场。演员们在混战中作鸟兽散。安妮妮是在逃跑中被冷枪击中的。天亮前风城医院骤然热闹起来。所有医务人员都被持枪的红卫兵从床上拉起,强迫去救急源源不断送来的伤病员。连张晋这样的中医内科医生也不例外。张晋在十多个第一批死亡的伤员中,偶然发现了安妮妮。他认为这事应该让韩子凌知道。当他回家叫醒根本没有睡着的韩子凌一同到外科急救室时,安妮妮已被抬进太平间。除了胸口旁边有一团血迹,她几乎完好无损。

“这颗没长眼睛的子弹离心脏太近了。”张晋说。

“是的,太近了。”子凌说。

“她完了。”

“是的,完了。”

韩子凌这时想起一首歌,鸣凤唱给晴雯的歌,妮妮唱给鸣凤的歌。但愿这歌该到此为止,不再轮回了,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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