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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轮回轮回》16

时间:2018-02-27     作者:项里城【原创】   阅读

第十六章

世人还有谁比遭父母遗弃的小孩更可怜的?项世贞面前就有一群这样的小孩。她必须把他们养大,这个时候她不管,这些孩子就有可能被饿死、冻死。同时,她的身边还有两个不是小孩的小孩:韩国凌和韩子凌。大儿子国凌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他是个疯子,成天在堂屋的饭桌边抽叶烟,叫他吃饭他才吃饭,叫他换衣服他才换衣服,叫他洗脸洗脚他才洗脸洗脚。实际上他比一个小孩还要难伺候,你必须把饭菜,把换洗衣服,把洗脸水洗脚水,把一切都放在他面前,对他一阵好说歹说看能否叫他开始迟缓地动作起来。他肯定是不动一点脑筋来主动配合的。他根本不知道怎样用他的脑筋了。他完全是一个呆子。他的兄弟子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男子汉,却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在艰苦的环境里开始显得贪生怕死。公社里的农活把他累得半死,下工回家来不是唉声叹气,便是喊这里痛那里痛,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或者,他被生产队派出去完成支派任务——修公路、筑堰塘等,少则一月半月,多则半年不回家。有时,即便有一点空闲待在家里,这个韩子凌也是一个疯子,因为他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拉二胡,从早拉到晚,从黑夜拉到天亮,着了魔一样,别的什么都不管。所以命运注定这个60多岁的老人必须重新轮回再当一次母亲。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里,项世贞有三个名字:母亲、婆婆、外婆。她除了管一家8口的吃喝拉撒外,还得经管三分自留地,喂一头猪、三只母鸡、一个大黄猫和一只名叫乌二的老狗。

跟解放前在鼎丰20年每天刻板的重复一样,她现在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此后20年每一天的刻板重复。她依旧最早一个起床,开门放鸡,为出工的子凌和上学的两个孙子和外孙做早饭。早饭后她要背一背篓衣服到池塘去洗,洗好后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晾在衣杆上,接着又该做中饭了。午后,她迈着一双小脚提一桶水粪或带一把锄头到村头去,精心耕耘她那3分自留地。傍晚回家的时候,她一定要带一把蔬菜和柴火回来。晚饭后大家都上床睡了。她才为圈栏里的猪制作明天全天的饲料。母亲手提那一盏跟了她一生的小铜灯,从楼上到楼下,从前屋到后门,从熟睡的小孩到窝里的鸡,圈里的猪,都仔仔细细巡视一遍,这才坐在自己的床沿上咕咕咕的吸一会儿水烟。接着就戴上老花镜补衣服或搓麻线或做鞋,大约要到午夜以后才再吸一次水烟睡觉,从坐到床沿到睡觉的这段时间里,才是她一天中最松弛最舒心的时刻。她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手中的伙计,听子凌反复练习某一段或某一首二胡乐曲。最后上床的时候,母亲总要提醒儿子说:“八儿,该睡了,明天要早起来出工喃。”

 母亲饲养的家禽家畜,每天都和人在同一个时间里进食。每当一家人吃饭的时候,鸡呀、狗呀也跟随着主人围在桌下来凑热闹。如果哪一顿不按时吃饭,圈上的猪肯定要干嗥一阵来提醒主人。那条灰色的老狗成天忠实地跟着母亲,形影不移,不论到池塘,或者是到自留地,乌二总是摇着尾巴跟着母亲,一会儿跑在主人的前头,一会儿落在主人的身后。到了晚上,乌二便跪在母亲床前的踏板上,望着主人咕咕咕地吸水烟,一直要候到主人上床睡觉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睡到大门内侧履行它的天职。其实它这个职务形同虚设,大门开着睡觉也不会有穿窬之人来光顾。解放后头几年,孙老二们、江茂们死了,土匪和强盗都已绝迹。除了街上偶尔有夜行的陌生人路过乌二要汪汪叫两声而外,在多数时间都很安静。所以乌二从不咬人。同样,在子凌的记忆里,他家的大黄猫也从未咬过一只老鼠。并不是家里没有老鼠。这只淡黄色的猫有白色的花纹,肥胖温顺,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宠爱。大黄猫一直和主人吃同样的食物。除此还特殊地供给一碗无论什么时候想吃都可取到的食物:油炒饭里拌猪肝或猪脾。大黄猫和人一样吃熟食,总吃得心满意足,挑三拣四。所以它见到猪肉呀,鱼呀,一点不馋。

“外婆,为什么我们的大黄猫不咬老鼠?”

“老鼠也是有生命的。孩子家不懂。”

一家人都明白了,世上一切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将最后一桶猪饲料哗哗倒进猪槽里以后,一家人在床上立即就会听到猪儿快节奏的叭叭吃食声。这是一曲欢乐的农家催眠曲。去年她养了一只200斤的大肥猪,陈书记还说应该给韩婆婆评个养猪模范,因为她创造了永顺场的最高记录。

经过两年旷日持久锲而不舍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外孙女云莹的脓疱疮痊愈了。可是,云莹并不感到是一件好事,从此她便不能例外,开始干活。在这个家庭里,除了疯子每一个人都必须干活。三岁的小妹妹边边和五岁的小弟弟东东负责那三只母鸡。七岁的杉雪与十岁的云莹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到田野里去采撷猪饲料:菜地的黄叶,野地的清明草、槐树叶等。除此,姐妹俩有时还要到丛林里捡柴火。最大的云生每天到井台上去打水,供一家人用。自从1957年国凌疯子和他的三个小孩回到这个家庭以后,孩子们便是这样过来的。疯子每月有34元退职金,月苑和月娥按月寄钱回家。母亲不缺钱花。鼎丰客栈的老板知道如何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受过女子三从四德教育的母亲尤其严格要求女孩子宽容男孩子。所以云莹10岁大就开始自己洗衣服。但是这群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难以管教。云莹和杉雪便是一对冤家。生性刚烈倔强的云莹一点不宽容杉雪的懒惰。不论拾柴打猪草,她都要逼着杉雪一道去干活,而且还要求她干得尽可能和她一样多一样好。

“婆婆,今天狠心的云莹又打我了。”杉雪一边抹着清鼻涕一边哭着说。“要打。偏要打你这个懒虫。”云莹一点不让步。

只有云生才是最听话却又最伤脑筋的小孩。他生性孤僻,脆弱。细白的皮肤,柔弱的声音,完全是他母亲月苑的翻版。自从丈夫关监以后,月苑忙于生计,完全忽视了小孩的教育。在风云滚滚的1958年,子凌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自身难保。显然他忘记了他对月苑作出的承诺。在云生上小学关键的五六年级仍然无人过问。有一次子凌偶尔翻看云生的作业本,才愕然发现作业本上一片空白。子凌这才扯着他的耳朵气得跺脚,但为时已晚了。云生不能接着升学,因为他刚好赶上大跃进的浪潮。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总嫌人少,绝对不会嫌人多。他成了人民公社的一名13岁的社员,生产队的劳动力。在喻兰芬率领下,云生这一个军团战士打的第一个战役便是秋收秋种。这个原本身体单薄的少年,从前一直食欲不好,发育不良。从前,外婆不得不逼着他吃。吃饭时她说:“云儿,你一定要把这碗饭吃完了才能上学。”疼他的外婆还悄悄在他的碗里卧一个鸡蛋。可是他挑食,根本不吃鸡蛋。然而现在,云生日以继夜的劳作,成了全家食欲最好食量最大的人。

随着云生的升级,家里的劳动秩序就不得不重新调整。

“云莹,该你去井台挑水了,看把你哥哥累的。”外婆吩咐道。

云莹一听到这话就哭就闹。她说这不公平,她为什么要做这样多的活,又要拾柴打猪草,又要洗衣服,现在还要做男人做的事情。外婆再三解释,并教她能担多少便担多少。她干脆捂着耳朵不听。她气冲冲地担着几乎和她一样高的水桶出门去了。一路上她哭死苦活地呼号:“外婆啊,外婆啊……”几乎把全永顺场的人都惊动了。人们惊诧地望着这个悲恸的小女孩,担心她是不是要跳井自杀。结果她根本没安心打水。她愤怒地用水担把桶底戳穿,并说,叫你这个该死的木桶还装不装水。到此云莹的气还没出够。她由许多人搀扶着回家来,更加趾高气扬。

“今后再要我挑水,我就跳井死给你们看。”云莹仍然哭号着威胁说。

“我的老先人,说不挑就不挑。”老人一边向外孙女投降,一边捶着胸口问自己。“老天爷,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啊!”

事后,可怜的老人不得不卑下地乞求孙女杉雪,叫她去说服疯子担水,因为在这个家里只有杉雪才能喊动她爸爸干事。

“爸爸,缸里一口水都没有了,去挑一担水回来,快去吧。”杉雪对国凌说。

果然国凌笑嘻嘻地去执行女儿的指示。

没有任何人敢惹怒疯子。他总是周期性发作一次,发作时一下子由一个痴笑的呆子变成一个愤怒的狂人。从东北回来不久,有一次他挥着一把大菜刀,打碎了厨房所有的瓶瓶罐罐,吓得一家人关在屋里周身发抖。从此家里再不敢随便放置任何利器。对于他的饮食起居特殊照顾,一点不能怠慢,不管家里有多困难,否则就容易触发他犯病。

晚秋时节,一个血色黄昏,韩子凌仓促离开大炼钢铁的宿营地,急匆匆走出大山,到了永顺场已是月上东山了。一路上,都在编织新疆的梦或者北大荒的梦。到底去西北好或者东北好,他一直没拿定主意,反正逃跑是肯定的了。在出逃之前,他必须先回家来把准备工作做好,一旦和之琦大哥商量定去向,就行动。

月光下的乡街阒无人迹。白底黑字的工厂招牌一晃而过。当韩子凌最后走到家门前时,才发现他的这个家是越发孤独了。门虚掩着,家中的七口人中还剩下三个人没有睡:母亲、哥哥和甥儿。国凌默默地坐在堂屋的饭桌边抽叶烟。他好像想着什么心事似的,不像一个疯子。他甚至还对进门来的兄弟笑了一下。但是转瞬间他又深深地沉入他那独特的记忆长河之中;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想,空有一个工程师的头脑。这时即使和他谈话也枉然,他不会理睬你的。母亲已经查房回到床边,这时正在咕咕地吸水烟。甥儿云生还在野外的水田里加班做秋耕。难怪灶堂里有火,锅里温着一碗饭。

许多年以后,子凌永远记得他站在人生又一个十字路口时的情景。他是在睡觉前和母亲商量出走这件事的。这时母亲给他房里送来一床新洗过的被褥。半年前他回乡的第一晚母亲也是这样抱着被褥到他房间里来的。子凌必须明早进山上班,只有这时才有机会和母亲谈话。他尽量乐观地说出这件事,说明为什么要出走,出走有哪些好处。在子凌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服从儿子的决定,从未说一个不字。但是这一次虽然也不例外,却真正地伤了她的心。事实上她一听说儿子要远走高飞就开始流眼泪了。

“走吧,前程要紧。只是,”她老泪纵横。“这个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这才使这个混蛋猛省过来。无数个现实问题摆在他的眼前,年迈多病的母亲,疯子,一群无父无母的儿童……突然,韩子凌看见房门动了一下。当他上前拉开房门时,他看见了什么?!五个已经被父母抛弃过一次的小孩一个不少,齐崭崭站在门口,他们凄哀地望着这个想再一次抛弃他们的男子汉。顿时,他心如刀绞,一下扑到他们身上,紧紧抱着这一群弃儿放声大哭。在这个月明星稀寒村犬吠的夜晚,韩家的哭声肯定传得很远很远。刹那间,孩子们突然长大了。

“外婆,我今后一定听话,不再让你生气了。”云莹说。

“我保证多出工,多挣工分,不要舅舅负担。”14岁的公社社员云生说。

“我要好好学习,听婆婆的话,听幺爸的话。”杉雪说。

从此,韩子凌明白,他不能离开这个家。他本来就应该想到他在这个家庭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一贯唯我独尊的宠儿,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不会想到别人。难怪常言道,独儿无孝,就是这个道理。

自然,这一次韩子凌想出逃没有成功。多年以后他才知道,这时并不是只有韩子凌才想跑到新疆、北大荒。也并不是只有右派们才想出逃。事实上有的右派到新疆以后确实找到了工作,摘掉了“农民”这顶贫困低贱的帽子。

这年春节,子凌和莫莉华在永顺场相会,第一次发生了感情危机。但是在新一年的五月,他们在重庆的十里长街上流连,在枇杷山公园里如胶似漆、重新拨旺了爱情的火焰。1959年秋收后的三年里永顺场和全国一样,遇上了特大饥荒。毫无疑问,这个家庭没有韩子凌不行,没有韩母也不行。如果两个都不在,那么这些小孩和疯子都会死,一个也别想活出来。

1958年真正是个丰收年,可实际上没有丰收。1959年实际上没有丰收,可名份上却说成是大丰收。1958年秋,中共中央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此农民种出的粮食就不是自己的了,全权由政府统一收购,价格也由政府定。同时全体中国人,包括农民,每年每月每人该吃多少粮食全凭政府的标准定量,农民按每人每年360斤毛粮计留,其外均被政府征购;其他各级各阶层人员一律由政府按其定量标准发放粮票,凭票购粮。这样一来,核实当年的农业产量便成为关系农民生存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统购标准是随当年的产量而定的。然而,自从1958年实行大跃进运动以来,农业产量与钢铁产量一样,都不是真实的。官员们为了迎合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愿,都谎报“军情”——放“卫星”。于是产量成倍攀升,以致成为天文数字。这下,农民可惨了,即便把全部生产出来的粮食交由政府统购也达不到预期的统购数。农民们命中注定要在饥饿与死亡中挣扎。

真正的饥荒,是从公共食堂的那一口大铁锅里感觉出来的。

半个世纪以来,一生都在围着锅台转的韩母,第一次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什么都是现成的,她无须为这个家庭愁这愁那,就只等钟响到饭堂吃饭。家里不养猪,不养鸡。公社有养猪场、养鸡场。孩子们都上了学,小的两个孙孙都进了公社的幼儿园。开始,公共食堂不定量不定人,不论本地外地吃多吃少,天下农民是一家。朴实本分的农民,只要能吃饱肚子就知足了。他们不计较公共食堂的那一口大铁锅里做出来的大锅饭和大锅菜,肯定不能满足男女老幼每一个人的胃口。他们更不怀疑每顿富裕有余的白米饭会逐渐减少,会成为荒漠里的金沙使淘金者望眼欲穿也难以寻觅,以至会要了人们的命。勤劳俭朴的韩母,一贯主张生活消费要细水长流,不能铺张浪费。她十分痛心满桌满地抛撒掉的饭粒;并且,她吃不下饭堂的米饭——不是太硬,便是夹生饭。因此她要把全家人的米饭打回来,重新作一次,加一点蔬菜、猪油什么的。平时,她总是念念不忘地教育孩子们说,每顿饭只能吃七八分饱,不能吃十分饱。有一次云生忘记外婆的教诲,马上便被提醒。

“你已经吃了三碗饭,不要吃了。”韩母说。

“可是,我还没有吃饱哩。”云生说。

“我知道,明天我们又该吃肉了。”尽管她这个佛教徒有时是不吃肉的。

她一直认为数量够了仍嫌饿,便是饮食的质量问题。但是吃猪肉也好,吃鸡鱼也好,也只能吃个七八分。一家人吃饭从来没有十分满足过,更不会上顿剩到下顿,甚至变味变质。所以韩母做的饭菜,永远是新鲜的,并且你吃了上一顿就渴望下一顿。

所以开始吃大锅饭的时候,她仍然不让一家人毫无节制地吃饭。她把剩下的每一粒米饭摊在一个簸箕里,拿到阳光下晒干保存起来。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她这样做会有一点意义。有知识的子凌说,人民公社不会让我们饿肚子的,况且晒过的米饭不好吃。她说,管他的,反正我闲着没事,不要你做。

不多久,公共食堂的米饭很快吃完,接着吃麦面。只有小城的人才吃机制面粉,永顺场人都吃手工面粉。公社化后成立公共食堂的目的,就是解放妇女,解放劳动力。所以妇女们都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少数几个炊事员根本不可能把麦面磨得很细。实际上只不过把麦子碾破成两瓣,就叫做麦面了。这样的麦面不可能做成面条、馒头、花卷、包子,更别提面包、饼干、蛋糕等几十种花样。以大米为主食的永顺场人都习惯间或吃一顿面条。于是便有很多个项世贞把公共食堂当作粮站,大家都提着木桶把饭打回家去重新加工一次。这就引起了搞公社化工作队的重视。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自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以后近30年内农村的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县级和县以上的党政领导部门都要派遣专门的工作队下农村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工作队队长和队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连公社党委书记都得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

现在,公社社员不在公共食堂吃饭表明公共食堂形同虚设。没有公共食堂就没有具备共产主义性质的大集体,没有大集体就没有人民公社。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于是,工作队要求何根组织民兵挨家挨户查收一切炊具。但是这时,无论如何也制止不了公共食堂面临解散的趋势。因为食堂那一口大铁锅越来越不争气,不得人心。人们搬着手指数落它的变化,如何由不定量不定人到定量定人,如何由每人每天供应粮食3斤减少成它的十分之一3两。

1959年秋,永顺场开始闹饥荒,生产队不得不派专人照看地里的庄稼。去年的这个时候,直到秋后,人们忙于大炼钢铁,任随地里的玉米发霉、红苕腐烂、稻谷生秧,也没人去收拾它们。饱暖思淫逸,饥寒起盗心。现在大家都成了贼。

非常幸运,当人们正闹饥荒的时候,韩家还没有怎么闹饥荒。原来韩母寄存了一大罈晒干的饭粒。吃完一大罐饭粒,接着她老人家便笃笃笃地迈着一双小脚,从前楼的角落里弄出最后一罈玉米。又从后院的旯旮里翻出最后一罐黄豆。甚至在空无一粒的米柜里,还有一整罐雪白的猪油……多年来,永顺场人从未弄错,只要他们在生活中突然缺了什么吃的、用的、穿的,首先想到的便是去向韩母借,她准有、准能借到。多年以后韩子凌才明白母亲持家的秘密。她总是及时地用新的去补充旧的,并且绝不允许家里缺什么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果家里还只剩一斤干面条,在新的面条未补充上以前,不到万不得已,这一斤面条是无论如何要保存住的,决不会让你一口吃掉。而今到了令人痛心的最后关头,她不得不舍命拿出老本。所以饥荒的第一年,一家人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对于韩家,第二年才是真正的饥荒年。公共食堂那口大铁锅只能做出小菜汤水,可数的米粒藏在老青菜叶林里难见到它的尊容,逼着生产队长冒着摘掉乌纱帽的危险,偷偷把储备粮、饲料粮以及种子都分给社员吃掉。这时,韩子凌在家庭里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他已是生产队有数的几个最强壮的劳动力之一。经过两年的体力锻炼,尤其在大炼钢铁的浪潮中,他从堂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使他不再那样脆弱。他在生产队成了宝贝,再没有随意把他派出去。这就保证了他和他一家,在生产队私分粮食时,不但不会被遗忘,而且总能得到最高的标准。其实这还不是他对家庭贡献的全部,在一年中,在耕地、栽秧、割谷的繁忙日子里,在需要完成特殊任务的时候,这几个强壮的青年人还将获得一份额外优厚的粮食。实际上,他本人的一份口粮长期剩给家人,有时另有结余带回家来。有一次,子凌和另外五名年轻人到20里外的一个山区粮仓里运大米。他们经常去干这样的美差,为食堂运送口粮,因为其他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去干这样的重活了。但是这次太令人担心了,他们本该在半日内就能回转的,却让家中的老小守望了两天一夜。

“完了完了,他们不是遇到了孙老二,便是跌下悬崖喂了狼。”有的社员猜测说 。

“我们不能在家里等死,赶紧派人去看一下,看他们是不是吃饱了肚子撑死在路上了。这几个没良心的狗杂种!”更多的社员咒骂道。

这天清晨,6个在公社里比较年轻力壮的青年,每人挑一担箩筐从永顺场出发进山。一路上看见旷野里数不清的新坟——一个个土堆,却见惯不惊,时下死人每日每时都在发生,一点不稀奇。他们没有耽搁地径直到达那个山间粮仓。非常幸运,只有一个老年保管员戴着一副老光眼镜给他们过称。6个社员中最胆小怕事的韩子凌被派去抬秤杆,有4个最机灵的青年进库房扛包出来过称。事后,在回来的路上,韩子凌才知道他们又得手了,蒙混了整整一口袋大米——120斤哪!不仅是大家长期备受饥饿的煎熬,端的突然每人增加了20斤重的负担使人难以忍受。当他们看见第一个村子时就马上停下来,准备美美地大吃一顿饱饭。没想到这个村子十多户人家,没有一人出来回应他们。更出人意料的是,屋里全是死人,床上、灶头边……有的已经腐烂发臭。这时,6个算是胆壮的年轻人也不得不怯场,赶紧到下一个村子去。岂料这里依然如是。怎么办?大家顾不得这样多了,选择一个大锅大灶开始做饭。第一顿吃的是一锅熟的米饭,当然吃的不是七八分饱,而是十二分饱。饭后大家都懒洋洋地躺在地坝里,肚子胀得来身子都不敢轻微翻动一下,别说走路、挑担。就这样睡到傍晚,大家又感觉饥饿了,为了吃得更结实,便把米放在石磨里磨成米面,调水煮成硬头粑。没有任何人说回家的话,彼此心照不宣。晚饭后大家都挤在一间堂屋的地板上睡觉。夜深人静,没有鸡鸣、犬吠……没有任何动物的生息,除了同伴们舒坦入眠的鼾声。韩子凌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这些村子比他们永顺场周围的村子的灾情更严重,连收尸的人都没了。记得公社党委书记陈树林在社员大会上特别强调,所有尸体必须及时埋掉,上级要求不准露尸。喻兰芬为此跟韩子凌解释道,我们共产党的党章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永顺大队坚持执行,并做到了。有一次死的人多了,几十个,韩子凌和他的同伴不得不用大车拉到山间埋在一个大坑里。他亲手埋了多少人,记不起来了,此时此刻,他身边不远处躺着的以及旷野里的那些饿死鬼像幽灵一样,黑压压一片汪洋般地浮动在眼前。他们死了,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葬礼,这么多人哪,突然无声无息地,默默而又麻木地死了。韩子凌一想到这个生存危机就不寒而栗。多么凄惨、阴森、恐怖!

翌日,大家仍没有回家的意思。久违了啊,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自由随意地吃饱肚子。直到午后三四点钟,不只是害怕夜晚的恐怖,韩子凌不禁对大家说:“我们回家吧,我家里还有老母亲,疯子哥哥和一大群孩子。”“走就走,谁家没有父母、家人。”大家一致响应。这才猛醒,他们的公共食堂有千多号人在饥饿中心急如焚地期待着他们。结果他们担回的粮食一斤一两都不少,相反还足足多了61斤2两。他们被相亲们夸为英雄,并每人奖励一斤大米。

被乡亲们誉为专家的韩子凌,在县里就享有第一把二胡的名气。他门下的二胡弟子遍及全乡。仅仅在永顺场,粮站、食品站、供销社、医院和学校等,都有他的学生。他能够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食品。粮站有二折一的碎米,不要票证的米糠。食品站有拿着票都买不到的猪肉,不凭票的猪骨头、猪血和猪杂——肠子、肚子、肺。供销社有凭票供应的糕点、烟、酒。有的凭票供应却难以买到,有的虽然规定凭票供应但可以免票供应,有的免票供应却非常难以得到手。获得这样的特权就要走后门、拉关系。中国这才发明了“走后门”的词组。这个时候韩子凌学会了这个本事,而且还干得不错。但是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他的母亲作为强大的后盾,他是不会成功的。原来母亲还有一个500元的存折。子凌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便大吃一惊。这说明她老人家在这些年里,子女们给她的钱几乎一个子儿也没用。韩子凌再有多大的本事搞到食品,必须用钱作交换,有时还必须用十倍的高价才能把东西搞到手。

韩母和子凌配合得很默契。老人家把韩子凌搞到的食品,十分恰当地分配给全家8口吃,被公共食堂取代的权利重新回到她的手中,一家人的生活又被她老人家更加严格地控制起来。

“我还得要求你们吃七八分饱, 不能吃十分饱。”韩母对孩子们说。

“是的,只能吃七八分饱,不能吃十分饱。”儿孙们无可奈何地回答。因为连三岁的孙女边边也能算出婆婆手中有多少粮食。

当饥饿像瘟疫一样在永顺场上漫延的时候,许多人濒临死亡。但韩家还没有走到绝境。全家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孩子们每天要到野地里寻觅代食品:鹅茵草、清明草、苇根、麻根、观音泥……可是观音泥吃了一次,一家人都解不出大便,从此再不敢吃这个东西。相反,麻根不但滑腻好吃,而且大便通畅,是最好的代食品。除此,当许多人家心灰意懒毫不珍惜地把家具劈了当柴烧的时候,韩家没有损坏一张旧桌一条板凳。孩子们拾柴火。满山遍野到处是被太阳晒干的枯枝败叶,以及田野里社员抛下的麦秆儿、玉米杆儿、大豆杆儿等。

所以,在这个真正的饥荒年月里,永顺场许多人家都死了人,韩家的人还活着。最容易受到伤害的老弱病残活着,少年儿童也活着。

云生13岁当社员,他一开始成为公社的劳动力就遇上大跃进。大跃进讲的是:“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逞英雄。”“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 ,一天等于20年。”这种不分昼夜的疲劳战,连成人也畏惧十分。

肯定云生怨恨这个冷漠的世界。他心目中从来没有父亲,连母亲的爱也是不可靠的。她把大城市的兄妹俩无情地抛在这个穷乡僻壤里,五年来一直没有来看过一次。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里,外婆严谨的生活秩序和喋喋不休的家教,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酷刑。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不让人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活一天?子凌舅舅纯粹是一个陌生的路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这个云生甥儿。不关心他的学习,不关心他的生活,不关心他的工作。他只关心他自己。云生的弟妹们更可恶,他们成了他的敌人。在这个家庭里,对于这个仅次于子凌的男子汉是十分不利的。凡是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诸多不如意不遂心的事,他们不会去指责他们的长辈,自然就把矛头对准这个倒霉蛋云生哥哥。而长辈们也绝对不会要求年幼的弟妹更严厉一些。如果他们有过什么错误,那么可能便是年长的云生的错。云生不幸地生活在长辈与晚辈的夹缝中。

更不幸的是,云生在生产队里的位置仍然处在夹缝中:男社员和女社员的夹缝中。他在生产队干的活,恰恰是青壮年社员不愿干女社员又不能干的活,如铲田坎、拉泥船、搭田坎、踩青肥等等。这些长年泡在冷水中的农活,又脏又累,看来不重实际很重,而且显然不是重要的农活,没有技术,工分低。这就注定了云生永远当不了英雄。同时,凡是男人们在备耕、春种与秋收的突击劳作中,女人们在小春与大春作物管理的繁忙季节里,像云生这样的社员毫不例外地要投入进去,而他的体力与技能都比成人相差一大截。

云生本来生性孤僻,现在更孤僻。他在生产队干的活,也大多是孤独的活,一个人独往独来。他每天晚上回家来,吃了晚饭便上前楼去早早睡了。他成了这个家继疯子之后的第二个沉默的人。他和他的国凌大舅舅分别住在楼上和楼下。云生唯一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也是一个沉默的朋友——老狗乌二。自从公社化云生当了社员,乌二就离开韩母紧跟云生到田野里去。在空旷的田野里,一个枯瘦的小老头儿,站在水田里沉重而迟缓地举着古老的农具锄头。一条灰乌的老狗站在他身边的田埂上。永顺场人都知道,那便是云生和乌二。每当生产队上班的钟声敲响,乌二便领先出门,在门口转来转去等候着,待到云生肩上扛着锄头、扒梳或铲刀等农具出门后,它才跟在小主人的后面到地里去。有时云生高兴,在工作休息的时候常和乌二玩捉迷藏游戏。他不明白,任随他藏在丛林深处、麦地、油菜地或玉米林里,为什么乌二都能准确无误地迅速找到他。每当生产队下班的钟声敲响,乌二看见小主人从水田里爬起来,站在田埂上洗脚,它便领先往回走。有时它走了很远,小主人却迟迟不能跟上。他太疲乏了。这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20岁的少年,额头打皱,皮肤晒黑变粗糙了。他的裤管卷到大腿,犹如鸡脚杆一样光裸着一双黄垢斑斑的小腿。那是一层经年累月积淀成的水锈,连肥皂也难洗去的。这是云生当了三年社员的标志。忠实的乌二绝对忠实,它回头紧跑了几步,来到小主人脚下,嗅嗅他的脚,抬头望望小主人毫无表情的小脸,直到他终于露出一丝浅浅的笑容才会意地重新上路。这一次它放慢了脚步,它知道小主人现在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走得太快。总是乌二调节速度将就小主人。它恪守它的行为规范,紧跟它的小主人,是它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每次回家,只要一看见乌二进门来,紧接着便肯定是云生。

但是有一次例外,在炎夏的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乌二第一次单独回家来。韩母一看见这种情况就着了慌,赶紧派云莹到龙山的玉米林里把正在施肥的子凌舅舅找回来。乌二准确无误地把子凌引到田角潮湿的地头。果然 ,在玉米叶片下横躺着晕倒的云生。子凌迅速把他抱到公社医院,挨了医生好一顿批评。他说怎么这个时候才把病人送来。虽然子凌从山坡上下来有些迟了,但是乌二没有一点耽搁。它是在小主人倒下后便立即回家求救的。好在病人还有救,打针吃药,云生总算活过来了。一直守候在病床边的乌二看见小主人睁开了眼睛,高兴得使劲摇动尾巴。这时子凌噙着眼泪抚着乌二的头感动地说,我的好乌二,是你救了云生的命。

哪知忠实的朋友也有不忠实的时候,甚至在这一年乌二永远离开了它的小主人。乌二和云生每年都有一次短暂的分离。每到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时候,乌二便会悄然离去,去和它那渴盼已久的情人幽会。一年前云生成了乌二的朋友以后,他第一次发现它的背叛行为。他找遍了永顺场的街巷和所有人家,找遍了中心校的后花园和场头的竹林。最后才在场背后的官山坟场里看见乌二在和一只花白的母狗干着丑事。他狠狠地骂着这对不知羞的狗男女,还拣石子远远地打击乌二的情人,想把它们从亲密的连结中分开。可是它们一时难以分开,虽然在仓促中它们的头已各朝西东准备离开,但是它们的屁股仍然紧紧地相连着。此时,这个可恶的少年便用竹竿无情地鞭打那只无辜的母狗,迫使这对偷情的鸳鸯终于留着血汪汪叫着离散了。接着好几天,乌二很不高兴了一阵子。它不再在他身前身后活蹦乱跳地爱戴着他,不再远远地汪汪叫着欢迎他,跟在他身后尾巴也懒得摆动。它变得更加沉默了。但是许多天以后,乌二到底原谅了这个不懂事的小主人。而云生后来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便后悔起来,从此不再干预乌二这些风流艳事。两年后,又一个春天到来了。乌二又一次离开了云生。这个老不要脸的伙计又去干它的好事去了,开初云生想。他绝对不相信他的老朋友这次永远不会回到他身边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它失踪了。云生和他弟妹们四处寻找。云生苦心地寻找了一个春节,也耐心地等待了一个春节。他的舅舅不得不把他的猜测告诉他,可能乌二已经变成别人的美餐了。外婆则安慰失魂落魄的云生说,乌二又去投生,又将变成下一个乌二。乌二还是乌二,它不会死。

云生更加孤独,更加沉默了。没想到,他成了外婆谆谆告诫的家训的第一个背叛者。

自从公社化以后,社员没有那一份属于自己所有的自留地,也 不能私自养猪养鸡等,这打乱了韩家的日常生活秩序。首先,除了韩母本人,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忍受“不能吃十分饱”的家训。

“妈,你不明白,现在时代不同了。”子凌说。“你说每顿只能吃个七八分的老规矩是行不通的。现在即使吃十分饱,有时还未赶上趟就觉得肚子饿。”

“是的,”现在该轮到老人无可奈何地对儿孙们说。“我知道我已经老不中用了。”

这个时候,韩母再不敢对孩子们说,我知道明天又该吃肉了。因为,国家供应给每人每月半斤猪肉的票证,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用上的。并且,不到半年,这标准便降到每人每月一两猪肉。事实上到后来,社员们刚才把肚子填饱,就开始渴望下一顿。甚至即使你吃得胀破了肚皮,饥饿仍然像恶魔一样日夜纠缠着你。结果恶性循环开始了,肚子越胀越大,维持生命最起码的营养又越来越不足,只有慷慨的水能无偿地充分满足人们的欲望。

云生在建立公共食堂的第一天就背叛了外婆的训诫开始敞开肚儿吃饭,吃他个十二分饱。这就注定了他将第一个变成畸形人。自从他成了公社的劳动力以后,他一直是这个家庭里食欲最好食量最大的成员。这个变化外婆既高兴又耽心。她高兴的是这个挑食的外孙终于能够吃了,能吃就能长身体。她耽心的是可怜的孩子13岁就开始作工,未免太早。但这不能由她作主。云生即使有病有事不能出工,只能向生产队长请假,也不会让外婆说了算,否则就要被扣除口粮。这种处罚比一刀砍去脑袋还要难受。要死,谁都乐意快些死,绝对不愿把自己饿得软绵绵的,叫你活不了,又迟迟死不成。在一个农事季节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实际上就给别人增加了负担。每个社员都受到集体的监督。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纪律严明,把几千年来一直松散的农民牢固地规范在一体化的组织里。不但社员误工要请假,社员出门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要办理有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等三级印章的通行证,否则你就寸步难行,视为非法。如果你要到别的地方去长住,还必须征得甲乙两地的同意,办理粮食票啦、户口啦等许多手续。总之,公社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划地为域的牢固的生存空间。

公社化后的两年过去了,云生尽管吃得多,却不见长身体。云生唯一的变化也是大家的变化:肚子长大了。他的肚子很像有了八个月妊娠期的孕妇,圆鼓鼓地挺着。他更像直立着并多生了两只手的鸡。

“一个人一生中要吃掉多少东西,但总不能让这些东西白白穿肠过。”外婆教育外孙说。“要紧的是生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一天三顿饭不能早一顿,迟一顿,饱一顿,饿一顿。”

云生用无言的反抗来对待这些清规戒律。他成了这个家庭防不胜防的家贼。第一次发现这个家贼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他犯的第一次了。不论早、中、晚,凤凰湾公共食堂钟鸣换取的斋食,都由云生下班后顺便带回家来。这一次带回家来的中饭,显然太少了,一个人还摊不上一碗粥。这就难为了掌勺的韩母,这怎么能够既照顾到外出工的舅甥俩而又同时保住全家人的生命?子凌怀疑伙食团长是不是把他家人的人数搞错了。他及时赶到凤凰湾去询问,才得悉他的这个甥儿已经不只一次先吃饱才把剩下的粥拿回家来。一顿训斥是没有用的,下一次照样犯错。韩母不得不启用云莹来执行领取斋食的任务。从此,尽管云生与他舅舅在家中享受同等优厚的待遇,他吃的那只碗仍然被他舔得精光,比水洗过还要干净。韩母和子凌一边吃,一边难过。弟妹们则一边吃,一边就更看不起这个云生哥哥。他们为他编了一个顺口溜:

    大肚皮,

    不要脸。

    吃屎狗,

    只顾舔。

去年秋,曾强第一次到永顺场,帮助韩母理顺了这一群孩子的关系和完善了他们的生活秩序。随后,子凌送曾强返回江州市。分别时子凌又接受了曾强的最珍贵的馈赠,除了钱和粮票,还有5斤干带鱼和一斤酥油。这5斤带鱼,韩母精心计划着让全家8口人整整吃了一个月。至于这斤酥油,她更加宝贝似地珍藏着,一年过去了,难得吃一次。吃一次也只用了一个指姆头那么大一点点惨和在蔬菜里。

入冬以后,永顺场人普遍得了水肿病,有更多的人死亡。韩母慌忙去找那一斤酥油,想给孩子们补一补身子。但是这斤搁在米柜里的酥油却突然不翼而飞了。天哪,这剩下大半斤酥油没有吃喃,韩母捂着泪脸哭着。不言而喻,这事不可能是谁干的。不可能是大黄猫。春荒时节大黄猫偷吃食品站的猪肉早被人打死了。最大的嫌疑犯是这个有前科的家贼云生。前天他肚子拉稀,便是一个明证。但是云生死也不承认是他干的,并且任你好话说了千千万,他一声都不吭。

现在的云生已经成了实足的野人。他突然懒惰下来,出工后便躲到暗地里偷吃生产队里未成熟的庄稼。本来这不足为奇,社员们公开吃,一边劳动一边吃。蚕豆熟了吃蚕豆、红苕熟了吃红苕。并且有些东西是不能生吃的。云生和他们一样一概不顾。他只要把肚子吃得饱饱的,躺在野地里懒怠地睡个大觉;夏天躲在树荫下歇凉,冬天躺在大路边晒太阳。有时天黑也不归家,还得由家里的子凌舅舅或云莹妹妹到坡上来把这个野人找回去。

在这个冬天的一个和暖的日子里,云生的两只圆规似的小脚逐渐发胖起来,活像庙子里大佛的脚,从此他就不能上工了。他不得不躺在家里,好在他能在家里走动,生活自理。

公共食堂和居民点是这一年秋后撤的。永顺场人家都从凤凰湾迁回到了乡场上。但是现在国家能够供给社员的口粮降到了最低标准:每人每天3两。这天,云莹早上去生产队领取了当天的口粮,可到了中午韩母正准备做中午饭的时候,才发现这维持8口人一天吃的2斤4两大米不见了。当下孩子们便咚咚咚地登上前楼去找大肚皮云生算账。一时间,哭的哭、闹的闹,乒乒乓乓,孩子们在楼上扭打起来。等到子凌和母亲上楼来一看,不觉顿时就惊呆了。云生坐在地板上,正把一把大米放进嘴里,又馋又急地咀嚼着吞食着;同时,他的弟妹们跪在他的身边哭喊着、骂着,有的掰他的手,有的摇他的肩膀,有的干脆把手指头伸进他的嘴里想把快要下咽的米掏出来。

“住手!”

随着子凌一声大喝,刹那间,这一家不幸的人全都哭成一团。乡邻们听到哭声纷纷到韩家来看望,怕是又死了一个人了。

虽然云生得的水肿病还没有肿及大腿还不够条件住院,但是子凌总算设法让甥儿住进了公社医院。公社医院就在他家的隔壁,从院长到医生,子凌都混得很熟,破例收下云生这个病人,因为医院有病号伙食团,住院的水肿病人供应口粮的标准要高一些,并且还可以吃上米糠和糖做成的所谓特效药:糠丸。同时,家里如果弄到什么吃的东西,同样要给云生端一份来。

这年冬,永顺场又大批死人,这些人都得的是一样的水肿病。开始他们脚板肿大,接着逐渐往上漫延。到了大腿和手脸都肿大了,就离死不远了。这个冬季韩子凌和另外几个青年几乎天天干着同一桩事情:埋死人。韩子凌发现这些得水肿病死去的人男人比妇女更多些。可见妇女不怕挨饿。常言道,“男饿三,女饿七,”这话是有一定根据的。在这些病人和死人中,老人和小孩先死,然后才是那些平常最能吃的大肚子,大汉子。

这个要命的冬季云生挺过来了。他住在医院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中国最隆重的春节。他已经看到了春天的曙光。不过,逃过了严冬,还能幸免来年的春荒吗?永顺场人的生命财产早被连年的灾害亏损殆尽,再也经受不住这个春荒了。所以这个时候死的人更多,每家都有人死亡,或者全家人死绝,荒野里遍布新坟和尸骨。社员们一边埋葬自己的亲人,一边春耕。

在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的一个夜晚,韩子凌下工回来,照例到医院去看望甥儿。遵医嘱他已打电话给县医院的好友张晋,拜托他明早务必弄到一瓶针剂葡萄糖来。子凌对病床上的云生说,注射了葡萄糖病就会彻底好转;并且张叔叔还答应过些时再搞一瓶来。这时甥儿那满是皱纹的小脸上现出了少有的浅笑。子凌才放心地离开了云生。好在云生离他并不远,他和外婆只隔着一堵竹壁。这一晚,子凌回家来,饥饿使他一夜睡不着觉。这两年常有这种情况,饥饿常使人躁动不安,心神不宁。对于不能偷不能抢的子凌,唯一的办法便是拉二胡,并且这时总爱奏《豫北叙事曲》。这曲子平稳流畅,好像夏夜里在村头的黄桷树下,孩子们围着老人听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把你从现实中带到遥远的过去。这一夜,他奏了一个夜晚的《豫北叙事曲》。肯定他后来奏出的音乐不再那么流畅,那么生动,那么抒情,并且肯定他忘掉了自己。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他抱着二胡伏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拂晓前的寒冷把他弄醒,他才明白他没有死,他又活了一天,还得到生产队去上工。

这时,忠诚的朋友张晋医生从小城里赶到他家。他对子凌说,赶快去见病人。他说这种病人山珍海味都无法救他,因为他的消化功能损坏了。他知道这事急,今早天不亮就动身。然而非常不幸,他们去晚了一步!说不定是昨夜,在二胡乐曲叙述的古老故事中,云生就永远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整夜在音乐的殿堂中逃避灾难的这个痴呆家伙,这时才醒悟过来,扑在病床上,把那一瓶救命的葡萄糖喂到甥儿的嘴边,声嘶力竭地呼喊道:

“云生,你不应该死啊!”

这个时候,永顺公社的党委书记陈树林可能和张晋同时上路相向而行。肯定陈树林比张晋的心情更加沉重更加急迫。

“把我的职务撤了,我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他哭丧着脸对县委书记说。“我可以不要老婆,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粮食!”

这一回公社党委书记像一个泼妇一样赖在县委书记家里不走。县委书记狠狠批评教育他。可是陈树林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唯有最后的一句话中听:春耕用的口粮和种子粮都已从外地运到了。

陈树林说不要老婆的话可是真实的。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反右倾运动中,他被迫和地主三娘离婚了。三娘不得不第四次嫁人。她和她的女儿文君不得不离开小荷塘轮回到老地方——亦乐社后院居住,因为亦乐社的新主人是她的第四个男人。由陈树林作主的这次婚姻很不凑巧,恰逢特大饥荒年,这位大肚皮大个子退役老兵在战场上没有死,回乡来却成了永顺场这个冬季的第一个饿死鬼。实际上三娘的第四轮婚姻比第一轮跟于胃言的婚姻还要短暂。这个时候死了男人,实在不是时候。比云生小两岁的文君也是小学毕业这年当上社员的。如何度过隆冬漫长的日子,母女俩面前摆着三个大写的字:怎么办?

开始,三娘的要求不高,她只想买到两斤米糠。这天下午,她 守在粮站保管员旁边看他发粮,一直不好开口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来去去的人多,站久了惹人现眼,她只好怏怏地回去了。晚饭后,实际上母女俩没有饭吃。三娘又再一次来到冷冷清清的粮站。只有保管员寝室的灯亮着,门开着。三娘看没有别的人,大胆走进去,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可他说,米糠被公社医院包下了。医治水肿病的糠丸没有米糠就不叫糠丸。三娘说,她只要5斤,或者两斤也行。老鼠一夜也不了吃两斤。她看清这个四十开外的男人拒绝得并不坚决。不等到他开口,便靠近一步有点风骚地望着他。她用手肘碰他一下说:“好事做了好事在嘛。”这个保管员警惕性很高。他没有理睬她,反而匆匆走出门去了。她不明白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她心里有些慌,迟疑了一下就跟着出了门。这时她看见寒夜中有一个人影在沙啦啦撒尿。圆圆的脑壳转来转去,观察四周的动静。三娘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又折回屋来,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再一次进门来就变了一个人。随着砰地一下关门声,三娘卑贱地对他笑着,等待着。这个家伙手脚很重,把她的屁股捏得很痛,喘着粗气,急迫地把冰凉的手插进她的裤裆里。他那干硬的肘部把她的干瘪肚子压得生疼。她赶紧解开裤腰上的扣子。解放后穿西式裤子,她从不系裤带。这时她坐在床沿上听从他的安排。狗日的像要强奸她一样,一掌就把她推到在床上。她的头撞在床上一阵晕眩。她的一条腿被迅即从裤子中剥离出来,裸露在冬夜里有一些寒冷。他再没给她脱另一只裤脚,也没有脱她的鞋。他根本就没有打主意让她那吊在床沿上的两条腿搁到床上来。好像随时会来人捉奸一样,龟儿子干得很仓促。这使她想起15年前遭土匪强奸的情境。但是现在的三娘一点不惊慌害怕,一点不觉得好奇。

她很感激他和她想到一起了,让发生的事赶快结束。她的肚子还饿着,女儿也饿着肚子在家里等着哩。结果出人意料,她得到的不是两斤灰不溜秋的米糠,而是5斤白花花的碎米。临走时,龟儿子和她又想到一块儿了,虽然目的不同,但行为是一致的。他们都想再有第二回。他对她说,明晚给他留门。

可见这个时期,永顺场的人并不是都被饿倒了,不喜欢女人了。事实上在永顺场遭受沉重灾害的时候,除了粮站保管员,还有食品站买肉的师傅,供销社副食门市卖糖酒的营业员,这些人才真正到了他们的黄金时代。直到许多年以后,人民公社走进历史陈列馆,各种票证逐步废除,这些人才从高高的特权阶层跌下来。

三娘第一次和永顺场的新权贵接触,收获是令人鼓舞的。从此她们母女俩就不再挨饿了。严酷的冬季过去了,更严酷的春荒也不会威胁到她们身上。这个时候的永顺场人,不是皮泡脸肿,便是黄皮寡瘦,人没人样。可三娘反而长得风姿招展分外妖娆。当夏天还未真正到来以前,她第一个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亮着白晃晃的膀子和腿子在乡街上招摇过市。她并不觉得仅仅吃得饱就心满意足。随着政府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永顺场,食品站又开始杀猪卖肉。凌晨,当食品站的猪在垂死中的干嚎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好像一年都没吃肉的三娘便觉得馋涎欲滴了。她 明白这个猪肉挂得很高,即使有肉票买肉也难上加难。按照公社化后的新规定,每隔10天才赶一次集,才有可能卖一次肉。这个年代,社员不能养活自己,哪能养猪。即使每场能杀一条猪,也无论如何满足不了这个有一万多人口的永顺公社的需要。一个时期以来,永顺场食品站只有一个人,他包揽了一切工作,既是杀猪匠,又是卖肉的师傅,还兼站长、会计、出纳等等。尽管这样多职务的工作,实际上在一个月中只需忙三个早晨就完事了。

永顺场的这个杀猪匠很年轻,20多岁,是今年才调来的。比他大10岁的三娘绝对不敢奢望他看上她。所以这天早晨她去敲他的门时,只想买几根骨头,或分一点猪血什么的。他可能正从春梦中醒过来,听到女人的叫门声就觉得有些神了。开门后,他盯住了面前的女人,带着一阵香风进了屋。她是和保管员勾搭上后才开始用最廉价的香水的。杀猪匠闻惯了臭气和腥气,对香气特别敏感。尤其他那对眼睛老往她一处看。她想是不是她的袖口太短了一点,或者她的短裤太大了一点。他的眼睛一边往里看,一边就脸红起来。她没有管他看什么,她说他过路顺便问下次什么时候杀猪,她想买肉。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猪在哪里,叫她随时来看一下。过后,三娘每天都要到杀猪匠那里去看一下。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混熟了,她知道他家住哪儿,家里有多少人,什么时候结婚的,怎么学的杀猪。肯定三娘没有他的老婆年轻、漂亮,皮肤也没有他的老婆白。但是他的老婆总是长袖长裤笼手笼脚,根本没有三娘动人。尤其三娘一身迷人的香风把他老婆一身汗臭比到阴山背后不能见人。打从第一眼看到三娘起,他就想在她身上摸一把,甚至想啃她两口。但是他还年轻没有干过超越常规的事。

到了下一个逢场日的早饭后,杀猪匠早把几十斤猪肉卖光了。三娘应约到他房间来取她那半斤猪肉。为了报答他,她要替他洗衣服。说着她就动手去收拾他换下来的衣服。杀猪匠赶紧拉住她的手阻止她,说这样影响不好。他的手挽住了她的膀子,好烫。她顺从地把带着香风的肉体挪到他的面前,他便情不自禁心惊肉跳地抚摸她。她站着没动,使他有勇气继续干下去。为了看清他一直想着而又未能看到的地方,他索性把她的衣摆往上高高提起,亮出她那对像茄子一样挺着的乳房和浓黑的腋毛。三娘赶紧推开他,扯下衣摆遮住全裸的胸脯。她说:“小兄弟,这里人多,叫人看见了不好意思。下一场卖肉,麻烦你动步送到我家里来。”此后,为了避人耳目,杀猪匠总是在凌晨前来亦乐社后院和三娘幽会。

后来,供销社副食品门市部的老营业员也参加了和三娘幽会的行列。从此三娘得小心排着号来接待这些永顺场的新贵人。

在永顺场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个杀猪匠没有人不说他凶恶。永顺场农家没有哪一家不跪着求到他的门下。因为养猪是他们一年中唯一重大的收入,只有卖了猪才有钱用,才有肉票买肉吃,才能得到返销饲料粮。如果猪养到一定的限度卖不脱手,就要赔钱赔粮赔劳力,反而成了灾难。永顺场几千户人家,拥有买猪、杀猪、卖猪肉、发放肉票和返销粮提货单等权利的唯有这个食品站的杀猪匠。许多社员卖猪卖得哭只因为没有卖脱手。这个杀猪匠百般挑剔,千般刁难,说你的猪瘦了、饱了、病了,这不是那不是,让你从早等到晚,哭都哭不出来。天黑下来了,如果他说不收,那么这个倒霉的卖猪人还得把从远远山沟里抬出来的猪又抬回山沟里去。有的猪几经折腾反而越养越瘦,甚至在食品站传染上疾病而死去。往往这个时候,三娘愿意出面帮助那些最可怜的人。她很有把握地保证说,这事包在老娘身上,回头叫小兄弟把猪收了。这个叫小兄弟的杀猪匠肯定听从三娘。只见这个可怜的卖猪人一迭连声地感谢杀猪匠。杀猪匠却对他说:“应该感谢的是这位好心的三娘,是她帮了你。”同样,乡场上李二嫂家有病人需要买一斤白糖,或者刘大婶家办生期酒需要买一斤白酒,只要向三娘说一声,她照样乐意帮忙,从供销社副食门市部后门进又后门出,把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办妥帖。永顺场的人家,很少人没有得到过她的帮助。从此,人们发现,这些新贵人不怕得罪众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三娘。因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被上级知道了肯定从严处分。为了报答三娘,人们送了她很多礼物:群众送的礼物,她一概不收;但情人送的东西,她一定要收下。

就像需要受到情人们的宠爱一样,三娘也渴望得到乡亲们的理解,因为市面上关于她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了。平等看待一个地位低贱的人,是一个人的美德。但这样的人又越来越少了。人们在背地里骂三娘烂娼妇。当着面他们又称颂她舍己为人乐善好施。他们照常心安理得去获得她的好处。三娘经常听到一些不入耳的风言风语时,就感到一阵心凉,可是,当她面临着谎言的恭维时,又经常被迷惑得昏头转向。自从她最后永远成了永顺场的寡妇起,直到多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传遍四方八里的大丑事以前,她仍然能够安慰自己。在她的一生中总算有自由自在自以为有益于大众的时代。自然也是不能叫做光彩的时代。甚至她还骄傲地对人说,是她才多少唤醒了永顺场这些新贵人的一点良心,是她才使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变得稍微公平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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