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创客77 >>原创连载 >> 长篇小说《轮回轮回》连载14
详细内容

长篇小说《轮回轮回》连载14

时间:2018-01-19     作者:项里城【原创】   阅读


当时三娘从来未想到她要搬到这个背时的小荷塘来住。小荷塘是永顺场最高贵最美丽的地方,原是韩甫庭的官邸。自从三娘嫁到他家,她的脚一次也没有跨过这里的门槛。现在的陈树林也不以为自己当了乡长就该住这样好的地方。他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他陈树林永远不会忘本,永远是大山的儿子。但是县上派来的土改工作队员告诉他,他必须走出大山住到小荷塘来,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他现在肩负着领导全乡万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必须忠于职守,家不能离政府太远;其次,小荷塘还住着两个重要的乡干部,大家住在一起好商量工作;再就是一种巧合,他们都是地主韩甫庭的老佃户,受的压迫和剥削最深重,由他们来往,理所当然。就这样,小荷塘才回到劳动者手中。党委书记兼乡长陈树林住正屋。副乡长兼妇女主任喻兰芬住南屋。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何根住北屋。院坝公用,荷塘公用,荷塘四周的竹林和屋后的柏树林各占三分之一。韩甫庭室内的一切财物,已经住上好屋的这三家人一件也没有要,全部分给其他农民兄弟。一个时期,农家有种奇特的现象,高房大屋里可能摆着有些土俗破烂的家什,而破败的土屋里说不定还有华贵的家具和衣物。

永顺场新一代领导者——小荷塘的官人,在农业合作化的时期里,一心发展农业生产、领导农民奔大家富裕的康庄大道,心中有一个定准的目标,工作顺利,彼此和睦相处。实际喻兰芬和何根都非常尊重他们的领导,陈树林资历最老,是唯一的一个国民党时期的地下党员。

喻兰芬长得高大强壮,除了上身穿蓝布琵琶襟外,下身爱穿绿军裤和绿军鞋,因为他的丈夫是现役军人。在永顺场,喻兰芬是第一个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第一个下田掌犁耕地的妇女,第一个女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她曾经毫无愧色地对男人们说,凡是男人能做的活,她都能做。但是她能做的活男人不能做,因为男人不会生孩子。只有女强人才敢说这种话。喻兰芬并不是一下子就当了乡干部的。她是从互助组组长、合作社社长、乡妇女主任、副乡长一级级升上来的。

相反,何根完全是陈树林一手提拔起来的乡干部。小荷塘的三位官人,何根文化最高,小学毕业。他身材不高,短下巴、宽嘴。他没当过真正的军人。为了配得上武装干部的职务,他爱戴一顶绿军帽。

如果不是陈树林及时地挽救了三娘,她那个时候就有可能变成永顺场的淫妇。她带着文君住进小荷塘的第一晚,就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她的劣根性。她当着陈树林的面脱光了衣服。但是成了三娘合法丈夫的陈树林,反而失去了当年亦乐社后院看到她时的想象力,他反而觉得女人的裸体是丑陋的,不应该让人看。他告诉她,现在的身份不同了。她现在是革命干部的家属,行为要庄重,要检点。陈树林这个官与韩甫庭完全是两码事。陈树林根本就不叫官。把他放到普通农民中间,你就根本认不出这个位在众人之上的官来。他穿着一身青色的对襟短衫,头缠白布帕,脚穿草鞋。下庙的乡政府里虽然有他的办公室,但是他白天很少到那里去坐过。实际上他比一个普通农民更苦更累,因为他白天到各村去同农民一道作同样的农活以后,晚上还要回到乡政府开会。会议一向是没有定准时间的,直到把问题扯伸理顺了才能作数。总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三位永顺场的官人才打着电筒走出乡政府。在回小荷塘这段不算远的路上,他们仍然兴致盎然,有说有笑,彼此十分和谐。

“快回吧,何根,这阵四嫂子恐怕在床上等急了。”喻兰芬说。

“不着急,我们两口子天天在一起,有的是戏唱。当兵的一年两年不回来,那日子才难过呢。”何根说。

“哟,在外面会耍嘴皮子,怎么一见到四嫂子你嘴巴就哑了。”喻兰芬说。“实话对你说吧,不好好孝敬老娘,我保险你天天跪踏板。”

“赶快讨饶吧,何根。”陈树林说。“不磕头,作揖也行。”

四嫂子是何根的老婆。何根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老婆。

就这样回到小荷塘,各自回家,一宿无话。第二天大清早,他们三人又端着饭碗,在院坝里边吃饭边商量工作。谁到毛狗湾,谁到项家沟,谁到车家坝。这两年农村形势发展喜人,土地改革每个农民分得了土地,一年以后就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互助组——合作社——联社——初级社——高级社。为了更早地领导人民走进人类最美好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别说伟大领袖毛泽东心里急,他们心里更急呀。谁不想在这古老而贫穷落后的土地上一锄就挖出个金娃娃来。但是他们首先必须教育农民认识一个道理:走不走集体化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分水岭。单干户叫走资本主义道路,集体化才是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必须不辞辛劳地走乡串户,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些高傲的富裕中农,因为他们拥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和优良的生产工具。

“这不明明要往肥肉身上割一刀,拿去养活那些穷光蛋懒汉吗?”富裕中农说。“我们不跟他们联合,我们要单干。”

这些穿草鞋的干部听了并不生气。他们耐心仔细地作政治思想工作,指出“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当这些趾高气扬的富裕中农们最后听到以下的话就缄口不言了。他们说集体化就是现在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康拜因,这样那样机,大家富裕。单干就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贫富不均,要么学挨枪毙的甫大爷,要么就学打更人向炳全。

这样的说服教育工作仅仅是教育农民的一部分。除此而外,还要从中发现模范先进人物,让先进的带动落后的;还要组织参观访问,召开评比会、劳模会、现场会,等等等等。就像世上做的任何事情一样,迈第一步是很艰难的。把农民从分散的个体组织成几家联合的基层生产单位互助组。走集体化的第一步,纯粹是以理服人式的引导,出于农民的自愿组合,因而也是最艰巨,最扎实的第一步。但是谁也不敢相信,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肌体里,互助组这个最小的细胞在今后几年里,成几何级数迅速膨胀,由几户发展到几十户,上百户,一个乡,甚至发展到包括几个乡的人民公社,犹如在中子作用下引起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一下子就变成威力无比的原子弹,叫美帝和苏修都感到震惊。事实上,几千年来渴望土地的永顺场农民真正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时限只有一年:1951年7月——1952年6月。

几年以后,三娘才恍然大悟,不该搬到小荷塘来住。以前她给甫大爷当偏房小妾,怕伤了一家人的和气,甫大爷没有叫她住进小荷塘。现在三娘是陈树林唯一的合法妻子,光明正大地住在小荷塘正屋。她原以为小荷塘3户人家各打米各烧锅,彼此碍不着事。但是她不明白,三户人虽然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同志,永顺场的大官人,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如果搞不好团结,关系就大了。如果出了问题找原因,那么明摆着只有一个:地主分子三娘。

事实上三娘这一家在小荷塘已经很出众了。凭着他们夫妻俩都是山里人的有利条件,三娘率先用上等的柏木,请永顺场最好的木匠,作了一套最好的家具。但是作好后当她正准备上漆的时候,被陈树林制止了。

“漆那么好看做啥!”他说。“我们不是地主。”

但是陈树林真正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无论他到多远的村庄去视察工作,也无论时间多晚,都必定回家。这位敦厚朴实的山民肯定没有甫大爷玩女人的经验,他根本无法拿别的女人来作比较,但他实实在在感觉三娘好,最满意。更加上此时的文君,也长得越发聪明,伶俐,乖巧。现在三娘的生活从根本上变了样。虽然过去她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但她怎么也改变不了她的卑贱感和孤独感。这些年的事实证明,群众没有把她这个地主同韩甫庭这个地主同等对待。相反,她同样是一名合作社的社员,大家一起劳动有说有笑,非常亲善。这说明当年老陈安慰她的话一点不假。他说:“共产党要消灭的是地主这个阶级而不是人。”这几年来,她的生活也根本发生了变化,甫大爷对她居高临下,陈书记则平等相待。总之,小荷塘正屋这个家庭,是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相反,小荷塘北屋何根一家不安宁了,一贯逞强的四嫂子每天上班做活回来,就把一肚子气往丈夫身上出。两口子免不了天天有戏唱,不是打架就是吵嘴,喻兰芬一家三口,丈夫在外,家里一个小孩,又未免显得冷冷清清。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革命工作突然加重,头绪繁多,任务紧迫,责任重大,斗争激烈。显然都大大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承受力。不说别的,从陈树林职务上的变化便不同一般:永顺乡乡长——红旗人民公社大兵团第16营营长——红旗人民公社第16管区主任,所有这些职务还不是他在永顺场的最高职务。陈树林的最高职务也是迄今几十年来一直不会变的职务:党委书记。在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里,如果说合作社也是跃进的话,那么人民公社化才叫做真正的大跃进。

现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明确发出了大跃进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三大任务一下子摆在陈书记面前:建立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全面推行军事化。人民公社取代合作社不仅是换了一块牌子。它包括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全面结合,它是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机构。人民公社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个时期,流行着一个最时髦的标语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是为国家早日实现工业化,以“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达到“15年超过英国”的宏伟目标。军事化是针对台湾国民党要反攻大陆而作的战略部署,要求达到全民皆兵的局面,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紧急的党委会开了一个通宵。最后分工,陈树林书记亲自挂帅,带领永顺场所有精壮男女进山炼钢铁。喻兰芬负责把留在家里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狠抓农业生产,实现公社化的五大集体。何根组织民兵,制定并实施军事训练计划。

解放前陈树林当西山防匪大队长的时候,他的部下只有30人,而今他要率领2128人的钢铁大军,沸沸扬扬地举着“钢铁元帅升帐”的大旗,敲锣打鼓地上山,去打一场特殊的战争。他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他要长时期地离开小荷塘这个家,离开三娘。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出征前,面对正堂上的毛主席像发誓说,他要是炼不出钢铁,就无脸见父老乡亲,无脸见毛主席老人家。喻兰芬更是兴奋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她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十分遥远,恐怕她今生今世也看不到了。哪里想到共产主义就在眼目下,什么都跟城里人一样,大庇天下的人跟农民是一家人,人人都在公社食堂吃饭,不付钱,不记账。家中老人进幸福院,小孩分别进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家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想着想着,她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但是无法回避,这三位农民领袖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开初是陈书记迟迟炼不出钢来。不提根本没有技术和设备这个要害问题,仅仅一个能源问题就把陈书记难倒了。老山上的一些已经开采的土煤窑,产量很低。正在开采的煤窑又不知哪年哪月见得到煤层。因此这个爱树林如命的山民不得不忍痛执行上级的命令,砍伐森林烧木炭来代替焦炭。当一切方法都使尽了,仍然炼不出一锭铁的时候,他不得不仿效别人向喻兰芬求援,发动妇女们贡献家里所有的一切铁锅、铁罐、铁锤、铁钳,以及瓢、盆、锁和箱箱柜柜上的金属部件等等。

与此同时,喻兰芬率领的妇女儿童一上阵就遇到了麻烦。不得不承认,这个大炼钢铁运动实在动得不是时候,恰恰在紧张的秋收季节开始动。田里的稻谷黄了,土里的玉米熟了。虽然喻兰芬组织了铁姑娘突击队,但实际上她们不是铁姑娘,她们都是体弱多病或老龄的妇女。虽然浩浩荡荡的儿童团也开进了田野,但是他们反而给大人们带来了加倍的麻烦和负担。结果,不能容忍的罪过发生了。眼睁睁看着金灿灿的稻谷掉进田里生秧,饱满的玉米棒子倒伏在地里发霉,一片一片成熟的红苕地根本无法去挖掘。结果,丰收年变成欠收年。在饥饿中长大的喻兰芬岂能容忍浪费一粒粮食。她星夜进山,找陈书记求援。这个女强人怎么也掩饰不住她的眼泪。

“不行不行,男的不行,女的也不行。”陈书记斩钉截铁地说。“我这里一个人也不能给你。”

“良心遭狗吃了。”喻兰芬骂道。“秋后饿死了人,我找你算账!”

这个冷酷的钢铁司令没有吭声。他铁着脸把她带出指挥部,把手一指便转过脸去。这时喻兰芬愕然惊呆了。在她面前一群土高炉拔地而起,灯火辉煌。到处是劳动者汗流浃背的身影。在黯淡的星光下,在黛色的满山遍野里,到处笼罩着浓烟,火光闪烁,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刀声、斧头声、铁锤声和开山炮声都掺和进人声和号子声中。沉睡的大山沸腾了!

“同志,我们同样在拼命。”陈书记沉重地说。

喻兰芬折服了。,他曾经五天五夜守在高炉旁,焦灼地期待铁水的奔流。他曾经在低矮的煤窑里,差一步便被活埋掉。在这个漫长的秋季和冬季里,他没有回家一次,没有离开大山一步。他白天想的是钢铁,晚上做梦也是钢铁。

在这一年入冬以后的一个最寒冷的日子,陈树林终于从大山里回来了,像一个伤痕累累的残兵败将,疲惫不堪地回来了。进门来,三娘便发疯地扑到他身上把他扶到床上躺下。

“老陈,你是怎么啦!”她惊恐地呼叫道。“你说话呀,你是不是生病了?”

她抖抖索索地捧起他的一只长满老茧的手,禁不住泪水长流。但是陈树林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他伸出手推开她,站了起来,迈着仿佛上了脚镣的沉重步子,泪流满面地走到毛主席像前。他羞愧地低下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失败了。但是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生产的钢铁比他多出10倍、100倍,他更不明白,人们敲锣打鼓上报的产量,纯粹是关着门编造的天文数字,它根本不是科学的结果。这里姑且不提这些铁全部不合格,必须重新熔铸。结果在秋后算账中注定陈书记必定倒霉。其实,这仅仅是他此前此后30年政治生涯中一连串失败的开端。

紧接着他在执行社员生活集体化方面也力不从心,事与愿违,集体化对社会实行“七包”:包吃、包住、包穿、包教、包治病、包生与葬、包理发。就是说,每一个社员的生、老、病、死以及衣食住行公社都全包了,不要社员花一分钱。仿佛一夜间发生的事,永顺人民公社纷纷办起公共食堂,居民点、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和卫生院等。所有这些新生事物,有的亟待作组织工作,有的亟待加强管理,困难重重,问题层出不穷,积重如山。

永顺场已经实现大移民。在落寞的乡街上,一夜间就开办出许多工厂。家家工厂的门上都挂出了赫然醒目的厂名。老鼎丰变成农机厂,亦乐社变成发电厂,青年学术研究社变成化肥厂,青云烟馆变成糖果厂,莫家茶馆变成食品加工厂,下庙叫花院变成拖拉机厂,等等等等。这些工厂只有招牌,除此什么都没有。老陈一筹莫展,日夜不安。

在新的一个夏天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这就是“反右倾”。理所当然,反右倾工作组驻进永顺场,因为它是红旗人民公社最落后的一个管区。中央反出了个彭德怀元帅,永顺场注定会有个彭德怀的孝子贤孙。这个人又必定从小荷塘的三位领导人中遴选出来。

三人中首先排除何根,他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应该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当陈树林和喻兰芬正在为大跃进拼命的时候,当他们为迅猛发展的群众运动而焦虑而争吵而流泪的时候,中心校的操场上,进行一个季度里有数的两三次基干民兵的军事训练,并且每次训练也只有两三天。永顺场有80名基干民兵,40条老汉阳造步枪。除训练打靶时发子弹外,平时这些枪都没有子弹。何根抱怨说,把民兵从生产第一线抽出来训练比登天还难。

“狗日的,你在抽老子的血。”陈树林对何根说。

“龟儿何根,耍得不耐烦了。”喻兰芬也说。“早不练迟不练,等老娘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何根的瞌睡才睡醒了。”

每个社员都是兵,却根本无法实行军训,尽管他们都按军事化编排在军团的营垒里,成了某营连某排某班的士兵。当然这样就可以骄傲地对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说,你敢冒险打一场全民皆兵的圣战吗?即使军事化训练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毕竟都不能像钢铁和粮食那样可以斤斤计较,一目了然。既然要对其吹毛求疵,说军事化训练有什么错,也一定是陈书记的错。因为他当营长也当营教导员,还当基干民兵连的指导员,他是主要负责人。

在反右倾的关键时刻,三娘在不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何根无意伤害他的老领导,却管不住他的老婆指责三娘。

“好好一个党委书记,被那个不要脸的妖精裹坏了。”四嫂说。

她说三娘是不要脸的妖精可没有信口开河。她有凭有据地数落三娘伤风败俗。在春天风和日丽的麦地里,在秋日丰收的稻场上,在冬闲翻土的单调乏味的农活中,大胆的农妇变着花样开玩笑。她们毫不忌讳地打情骂俏,说一些想得出的最污脏的话,做出一些常叫姑娘们脸红的事。有时她们合伙肢解一个可怜的男人,拉的拉手,扯的扯脚,犹如五马分尸。这时有个最勇敢的妇女去脱下他的裤子,在他暴露的阳具下撒上泥沙。有时为了羞辱一个脆弱的男人,一个最大胆的农妇毫无羞色地敞开胸怀,亮出白晃晃的荡来荡去的奶子,叫他像儿子一样跪着去吮她的乳头。或者干脆叫一对不要脸的男女拥抱在地上打滚,规定男的找女的亲嘴,如果在她们随意想到的时间里亲不到嘴,那么这个倒霉的男人就得从胜利者的胯下爬过。在这些放肆的疯女人中,就有陈书记的老婆三娘。

虽然在陈书记的教育下,三娘改掉了赤身裸体的习惯,但是她仍然改不了山里人固有的生活习性:夏天光着身子乘凉。在亦乐社她不敢赤条条光着身子到室外乘凉,在小荷塘就不同了。这儿很像生她养她的大山。屋后的丛林长有刺槐、香樟,开着香气四溢的野花。隐秘幽静、凉爽宜人。每天夏夜晚饭后,家里什么事都做完的时候,三娘便偷偷走出后门,裸着上半身穿着短裤,手拿一把芭蕉团扇,清闲慵懒地坐在木椅上。满天星斗,新月如钩。林荫深处,在朦胧的月色中,隐隐约约传来田野里热情洋溢的蛙鸣。七月的凉风伴着婀娜的青枝绿叶,她的心儿醉了,仿佛身子飘浮起来。她倦怠的扔掉扇子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托住脑后的乌发,扬着脸挺起胸脯,伸了一个懒腰。月光下,侧向的三娘,她的脸,丰腴的乳房,浑圆的臀部,光滑的大腿,女性的曲线泛着白光。她情不自禁的抚摸着自己的肉体,心里充满欲望。山里人裸凉跟水边人家裸泳一样,他们习惯一丝不挂。只有笨蛋才回避这种天人合一的大好时光。在中心校学到文化知识的小姑娘文君却不明白大山习俗。有一天晚上,文君偶然撞进这个禁区。她在林荫中发现了光裸着的母亲。

“羞死人啦,妈妈!”她惊叫着,赶忙回家替妈妈拿衣服。

除此,照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但是何根的老婆却知道了,或许是她无意中碰见的。

“这个骚娘们儿,活像一只发情的母狗。”四嫂对人说。

结果,反右倾工作组对陈树林所能收到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三娘的意见。大家一致公认陈书记本人是没有问题的。众所周知,在当时当地他所办不到的事也是大家都办不到的事;他所干不好的工作也是大家都干不了的工作。最后,所以不选陈书记当彭德怀大元帅的孝子贤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县内少数几个活着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因此就没给陈书记戴帽子,没给他作违犯党纪政纪的处分。但是为了革命利益、党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他必须和三娘离婚。

八年的夫妻,谁也没有怀疑过,他们忠诚地相守着。

“但我知道,现在已经无法更改了。”三娘凄凄艾艾地说。“只是我一直在想,我还是对不起你,恩人!”她禁不住眼泪,接着说。“我终归没给你生个儿子。”

陈树林猝然把她抱在怀里,滚滚热泪,扑扑簌簌地落到她的冷背上。他用他那强劲的手臂搂着这个将被抛弃的可怜女人。他说他不是一个男人,没有把好事做到底,使大家能够相守到终身。他悲哀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他无法解释革命与家庭、革命与女人,尤其是革命与剥削阶级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出身又不是剥削阶级等等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了对得起她,他跟她另外找了个男人。他向她保证,今后她的难处,也是他的难处,他要尽力帮助她过好社会主义这道关。

真正到陈树林过了关,倒使得何根着了慌。他害怕反右倾的矛头临时转向对准他。光荣军属喻兰芬有许多“第一”的光环护着她。他搜索枯肠,想整出喻兰芬的一些材料。他后悔没有当时记录在笔记本上。但他从此吸取教训,天天记别人的材料。他不得不到喻兰芬蹲点的永顺大队去调查了解。晚上,他叫老婆把白天打听到的材料带回来。他这才专门为喻兰芬准备了一个记录本。当他把所有的材料备齐,最后审视喻兰芬的错误的时候,竟使他惊喜万分。

“这个喻兰芬不被关监判刑,也要被开除党籍,马上从公社妇女主任办公室滚蛋。”他断言道。

在旷日持久的农事劳动中,永顺场的小学生们荒废了学业,几乎整整一个学期没有上一节课。铁姑娘突击队在霜冻的水田里耕地,连续几天几夜不下“火线“,致使8名孕妇流产,32个妇女得了妇科病,185人月经不调。由于收割工作不得力,损失粮食103.8万斤。大搬迁大移民的居民点所空出来的村庄有50%正在被雨水和虫灾蛀蚀,有20%变成公共食堂灶堂里的木柴化为灰烬,而且,这种状况现在仍在继续着。按照三位官人分工负责的范围,以上一切都是喻兰芬的责任。

可是反右倾工作组的领导者越听越生气,立即打断了何根按照这种思想的陈述。他向何根指出,右倾思想和右倾行为,关键在对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他们跟着彭德怀这伙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起进攻。何根十分惶惑不解,他和他的同事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彭德怀怎么个进攻法。后来何根学了点知识,明白了,什么叫右倾的话,什么叫右倾的事。他很心细,终于收集了喻兰芬28条右倾言论和13件右倾行为。在这些罪状中有一条是关于喻兰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韩子凌打干亲家的事。

纯粹是一句戏言的后果,居然断送了喻兰芬一生的前程。她和丈夫都是韩子凌童年时的大朋友。他们比子凌要大几岁。一年前,她的丈夫回家探亲,刚好碰上了子凌还乡。这一对看着子凌长大的夫妇怎么也无法把他和报纸上的右派分子对上号。丈夫回家的当晚,喻兰芬特地邀请子凌到她家聚会。他们回顾童年趣事“子凌闹房要新娘子喻兰芬的喜钱啦,送她丈夫参军啦……这时他们的儿子来了,对子凌显得特别亲昵。这对为自己没有文化而感到遗憾的夫妇非常崇敬有知识的人。在他们眼中,韩子凌就是一个人才。

“乖乖,你喜欢这个叔叔吗?”喻兰芬摸着儿子的后脑勺,俯下身子问。

“喜欢。”

“喜欢他什么?”

“喜欢他唱歌,还有这个……”他说不出二胡这个名词。他的右手像运动弓子那样左右摆动着,把一屋子都逗乐了。

“我的好儿子,那你听着,喊宝宝。”她不假思索地说。“去,这就去。”

喻兰芬教了小儿子三遍才成功了。一岁的孩子不但会喊宝宝,而且还向韩子凌磕了个头。从此他们两家成了干亲家。一年以后,喻兰芬的丈夫转业回来,在粮站当站长。于是,两家人便过从甚密,更加亲近了。

当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和居民点的时候,在永顺场的大搬迁移民中,一条乡街的人家都搬到凤凰湾居民点,唯独韩子凌这一家留下来了。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凤凰湾,骤然增加了五倍的居民。依旧那几座农家大瓦房,并没有新添一砖一瓦。大跃进来势迅猛,来不及建新房。凤凰湾农家的每一平方米都住上了人,家家爆满。没有哪一家再能容纳得下韩子凌一家人,因为他家老少三代8口人,有男有女;没有哪一家愿意接收这个危险的家庭,因为他家有一个可能提刀杀人的疯子。实际上这些还不是当时让韩子凌留在永顺场上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不能住进居民点并不是好事。充满激情的永顺场人争先恐后地搬进了凤凰湾,没有人怀疑他们将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很快就达到共产主义,住上城里人一样的青砖楼房。

“那就要委屈你了。”喻兰芬很抱歉地对子凌说。“安置你一家,我可以多安置三家,真难哪。”

在这时候的社会辞典中还没有造出“走后门”这组词。经过反右运动洗礼的何根,知道如何把这一事件上纲上线地抨击喻兰芬。他说不搬迁到居民点住就是怀疑和抵制公社化的新生事物,有错。右派分子不听指挥就更错。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徇私情,与阶级敌人相互勾结就大错特错。

其实,即使喻兰芬没有这些错误,就凭与右派打亲家这一条就够了。结果她受到了严厉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但是,任随何根如何反对,陈树林仍然坚持一个党委书记的意见:不给喻兰芬戴帽子,不给予党内处分。所以,喻兰芬当上了永顺大队支部书记,成了永顺场乡街及附近农家千人以上的头儿。她仍然是一个女强人。

“撞到妈的鬼哟,搞来搞去,反倒直接管在姑奶奶头上来了。”四嫂埋怨没出息的何根道。

即将偃旗息鼓的大跃进,并没有到此就鸣锣收兵。打倒了彭德怀元帅给“反右倾”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使大跃进的战鼓继续擂响。从此,陈树林们,喻兰芬们,永远和这个“右”字决裂。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始终扬起革命的风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要动摇。

正当陈书记为炼不出钢铁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大山一个农家走廊的角落里,两个右派分子正在密谋出逃。他们是韩子凌和韩之琦。

比韩子凌大18岁的韩之琦,正当壮年。他从小爱好体育,力大身粗,是篮球场上的骁将。他有很多优点,但生性粗暴,曾经把心爱的儿子打得关节脱臼。在球场上,和他一个球队的队员,不管是校长或是教员,常常因为一个球的失误而被骂得狗血淋头。

“叫你把球传给我!”他对失职的后卫说。“看你投个什么狗屁篮!”

在球赛中没有谁不怕他这个最厉害的中锋。他率领的篮球队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同样 ,他教的学生,在全校纪律最好,成绩最优良,升学率最高。解放前他在小城当小学教员,解放后回家乡永顺场中心校仍然当小学教员。许多年来他用事实证明了他推崇的公式:当好小学教师=经验+责任感。

同样,他在爱情与婚姻中也是一个硬汉。在风城小学里,血气方刚的韩之琦执著地爱上了学校最年轻漂亮的音乐教师梅。但是比他更有财势的孟少爷也看上了梅。

“你这个乡巴佬,识相点,”他对韩之琦说。“赶紧从梅小姐面前滚开。”

这个头戴博士帽身穿绸长衫的孟少爷在学校许多教书先生面前,绝对不会相信韩先生会出手打人。

“他妈的,我来教你怎样跟老师讲话。”说着,韩先生把这个当众羞辱他的少爷一拳打翻在地上,嘴巴啃泥。接着,韩先生上前一步,一只脚踩在他身上,弯腰指着他的脑袋狠狠地说:

“你跟我听着,这事由不得你做主。你要乖乖地跟我去见梅小姐,看她怎么说。否则,我就宰了你这个狗杂种。”

原来这位少爷怕死,在追求爱情的实际行动中又比近水楼台韩先生迟了一步。结果梅小姐更爱这个勇敢的求爱者。即便如此,他们的婚姻仍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与曲折,因为韩之琦上中学的时候已经结婚。这完全是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儿子16岁,媳妇22岁。结婚的第二天,韩之琦便逃出了家门,从此一直住在学校不回家。这个土老财的儿子在学校没认真读书,课余时间不是在学校的球场上就是打架。父母亲等着他中学毕业回来认这个可怜的媳妇。结果他呆在小城应聘当上了小学教师,仍然不回家,不写信,任凭父母变着法来规劝这个不忠不孝的孽种。

在一个秋阳杲杲的日子里,田野里回荡着悠扬而哀怨的山歌。禾场上打谷的老牛迟缓地拖着嘎吱吱的石滚,正在不停息地做轮回的圆周运动。这时,韩之琦的父亲突然看见他们的儿子终于回来了。一家人都喜出望外地欢迎这个几年不归的游子。谁知这个执拗的儿子回家后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解除婚约。父亲规劝他再娶一个妾,他也坚决不答应。

“我要离婚!”他无情地对父亲说。“不然你的儿子将客死他乡。

这个视财如命的地主,自己宁愿省吃俭用也要精打细算地为后人积财。他一共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炜琦从军,解放后杳无音信。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才知道炜琦在台湾国军任将军。炜琦是风城当代的最高军事将领,因此他遗留在大陆永顺场的儿子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现在坐在中堂上的父亲和儿子针锋相对,之琦比炜琦更倔强,看来之琦决心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这个时候不用说办个离婚契约,就是卖房卖地他也答应,究竟儿子更比财产重要。永顺场人祖祖辈辈不兴离婚。这是永顺场亦乐社甫大爷裁断的唯一的一件离婚案子。

解放后,韩之琦和他的妻子梅一起调回永顺场中心校教书,他的性格注定要给他带来厄运。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命运投降过。在他的骂人辞典里,有一句最常用的脏话:“狗屁!成什么话。”嫉恶如仇的韩之琦对社会上任何看不顺眼的人和事都这样骂。学校的校长,县里派来的视察员都被他骂过。尽管他能够凭着丰富的阅历评论这不是那不是,但怎么也无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性急暴躁的韩之琦倒不如一骂干脆。同时,他有比别人更粗的嗓门,一屋里几个人同时讲话,唯独他的声音最大,连他打个喷嚏,咳一声嗽,都惊天动地。在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中,他知道是个圈套,一句话不说。早已讨厌他的校长不放过他。他地主阶级出身,来自旧社会,更加一个台湾国军将领兄弟。所以他最先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地方上批斗右派就不像子凌单位上那么文明。

“狗屁!成什么话,我不是右派。”已经站到主席台上挨批斗的韩之琦还在骂人。气愤的积极分子便上台踢了他两脚叫他老实一点,却不料倒挨了一脸的口水。于是人们便将他捆绑起来批斗。从此,扯头发、拧耳朵、吃拳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但是任凭怎样批斗,他的回答仍是这句死不认错的骂人话;为自己辩护的唯一的理由也只有一句话:大鸣大放他没说过一句话。结果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顽固右派,对他的处理就更加严厉。他本人被送到西山农场劳教管制;他的四个未成年的小孩,不是跟随母亲而是全部跟随父亲到农村安家落户,其中最小的一个儿子还不满周岁。唯有他的妻子梅没有受到处分,因为她是先进教师,并且她的性格完全与丈夫相反,绝对的温柔、善良、从不得罪人。面临绝境的韩之琦当机立断,把幺儿子送到县外梅的亲姐姐处寄养。任随梅怎样哭喊着,爱不释手,韩之琦仍然是一句话就把她说服了。

“我不信你这个当母亲的,真愿意让四个儿子都当右派儿子一起死!”

当了右派以后,好多夫妻反目,好多家庭离散。可是梅没有离开丈夫。她对她的女友说,任何时候都没有她像现在这样更爱她的丈夫。

“现在你应该放心了,”幺儿送出后之琦对梅说。“剩下的三个孩子和婆婆跟我过。我在,他们在。你安心教你的书。”

但是梅一时一刻没忘了她是妻子、母亲。她用她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维持全家6口人的生活。在中国人的吃穿什么都实行计划票证的年代里,当她的丈夫备受磨难的时候,每到赶集日放学回家前,她总是把四处求来的酒票拿到供销社去打二两白酒,到食店去买卤肉:一根猪尾巴和二两猪头肉。永顺场的人都知道这位女教师的心,这些东西都是特地为她丈夫买的。她对她丈夫的坏脾气则不以为然。每当他骂那句难听的脏话的时候,她总是笑着责怪他:“你呀,又喝多了。”她对这个给她带来灾难的男人,没有抱怨,在外面再有多少的烦恼,再有多大的痛苦,她只须回家去看到他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从不烦恼,从不痛苦,从不流眼泪。他永远鼓满生活的风帆。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要死,那么他一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她这样评价她的丈夫。

实际上韩之琦在西山农场劳教的时候死过一次。在这里劳动教养的人全是共和国的罪人,全是坏人。其中大部分是右派分子。他很快就发现,坏人中又有坏人。这里的组织形式也是利用坏人来管坏人。叛徒、内奸、献媚取宠者、损人利己者、投机钻营者……在这个坏人群体里无奇不有。原来有知识的坏人更坏,有知识的反动更反动。坏脾气的韩之琦一去,这些坏人就领教了他骂人的特殊口语:“狗屁!成什么话。”在这个实行专政的劳教农场里,可不是乐园,随你兴致所至地表现自我。韩之琦被当然地安排在下一个批斗的名单上。这里的批斗与社会上不同,时常令意志脆弱的为此自杀或精神崩溃。但是韩之琦绝对不是这种人。他在将被挨斗的前夜逃跑了。他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跑掉的。在大山的羊肠小道上,他以惊人的速度和耐力远远地甩掉了追击者。后来他说,当时如果被抓了回去,肯定不得活,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右派。非常幸运,他一回到永顺场,就光荣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跃进大军。农场派人到永顺场要人,陈树林说大炼钢铁更要人。双方协商,反正哪里都是劳动改造,就没有坚持一定要把逃犯抓回去。

“这年头,像我们这种坏人,能够生活在农民中间,就是天堂。”他戏谑地对子凌说。

从此,他们真的成了同命运共患难的兄弟。白天干同一桩活,晚上盖同一床被子。他们被编入同一个基建连队。大炼钢铁以后虽然农民们又回到土地上种庄稼,但大跃进仍在继续着,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突击性任务。于是兄弟俩经常从农业第一线上被抽调出来,加入基建队,去修筑公路、桥梁、塘堰、水库,以及改田改土改山改河等等等等。他们走遍了家乡的每一片土地。永顺场都知道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称韩之琦为老韩或老右,称韩子凌为小韩或小右。在紧张、疲劳的军事化行动中,有时在午夜的酣睡中突然听到紧急的集合行军哨音的时候,有时在饥饿中刚刚端上饭碗却又突然吹响紧急集合操练哨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小韩的行动总要比别人慢半拍,或者衣服没有穿好,或者没打好被盖卷儿,或者忘了带上随身的劳动工具等。尤其后一个错误是绝对不允许违犯的,因为它是这支特殊军队的武器。在这个紧急关头老韩总是及时准确地帮助小韩渡过难关。在行军中,几十斤重的铁杠、铁锤或碍手碍脚的箩筐、背篼、木桶等,都是老韩一个人揽了。在完成每个突击任务的时候,往往大家都耐不住饥饿,疲劳与困倦的煎熬,只有老韩能坚持到最后。

这一年入冬以前,他们的连队才在西山顶凹下的山湾里定居下来。兄弟俩住在一个地主修建的木楼走廊上的角落里。开始给他们的任务是烧木炭。兄弟俩这个排专门负责砍伐森林。36个人持36把斧子,每天要干的事是把那些几岁、几十岁甚至上百岁的树木砍到在地。其余事由别人来做,流水作业。最后的产品便是让这些绿色的生命变成黑色的僵尸。永顺场这个加强营里有4个连队在干着这个事。与此同时,找这个大山拼命的还有安顺场,万顺场,有本县的十几个人民公社以及外县拥有这座大山的人民公社,都在干着这个事。谁也不会怀疑,赶超英美的钢铁比绿色生命更重要。但是显然衔接工作没跟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倒了,就开始长眠不起,来不及利用它们,根本没有考虑更长远的后果。许多年以后,这些倒毙的树木逐渐在林中腐烂掉,或被蛀虫食掉,或成了蘑菇的温床。

这天晚饭后加班运送木炭。韩子凌平生第一次走雨后的山路,背上几十斤木炭摸黑前行。这一次比他刚回家时进城挑谷种更糟糕。他掉队了。他不但看不清脚下的路,而且根本无法对付这样泥泞不堪的路。它有时是圆滑的龙骨石,脚一踏上便把人滑倒在地;它有时是山中的水田,稀泥陷及脚踝,半天挪不动一步。最后他不得不像狗一样在地下爬,寻着星光下那隐隐约约的一线灰白,一寸寸向前爬行。当他最后一个把木炭送到炼钢指挥部以后,才惊奇地发现他的孤独,从掉队以后他没有看见一个同伴。后来才知道他半途迷了路,他的同伴早回连队钻进了热被窝。这个时候就是拿鞭子赶他也没有能力回连部了。指挥部的一个理发匠收留了他。饥不择食的韩子凌当夜一下子吃了一斤米两斤红苕蒸成的一盆饭,创造了一生中的最高记录,还说这一顿饭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香最甜的饭,这一夜在理发匠潮湿的地板上睡了一生中最深沉最香甜的一觉。

比起老韩,小韩的苦不算苦。每当他们结束当天的劳动,终于能够蜷缩到这个不遮风也挡不住雨的角落里准备睡觉的时候,老右一天的事情还没完结。自从半月前停止木炭生产以后,开始用煤炭烧成的焦炭,这样才能溶出铁水来。除了已经在开采的一个小煤窑,还得尽可能多地开发更大的新煤窑。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安全设备和技术的情况下,事故每有发生。死了的人要埋掉,受伤的人要连夜抬到山下永顺场医院去治疗。伤势严重的危急伤员,还得当晚把这个以身殉职的尸体抬回来。就这样,说不定折腾个整夜还没个完。干这种差事肯定有最顽固不化的老右韩之琦。一时还轮不到小右韩子凌。因为在他之前还排得有五个地主分子,两个坏分子,一个反革命分子。除此,老右晚上经常干的差事是送信、发通知。他成了连部的通讯员。当然这肯定不符合保密规则。好在这个时候的军队并没有什么军事秘密。晚上加班,不分雨天晴天去走山里的夜路,总不是个好差事,老右不去,未必贫下中农去?山里的气候,白天和夜间温差很大,山上与山下的温差也大。永顺场正是仲秋时节,而这里的夜晚已经入冬。兄弟俩住在阳台角落,虽然有线毯挡住了头部的风,却挡不住八面来的风。午夜以后,当一双冰块一样的脚悄悄伸到子凌面前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之琦大哥活着回来了。

结果,首先提出逃亡的不是天天下井与死神打交道的老韩,而是第一次下井的小韩。这以前,子凌只在电影上看到过煤井,并且对煤井因发生事故而给世上遗留下孤儿寡母有很深刻的印象。由于伤亡大,下井人员不断减少,规定的钢铁产量绝对不能减少,就只能把后勤人员推下井去,其中就有韩子凌。事实上,他还没有进入那半人高的煤洞就开始害怕了。天哪,这比电影上的煤井更糟糕十分。进入不到100公尺,煤洞就变得很狭窄,矿工必须全身赤裸着在地上爬行,否则难以通过。沿途的路,蜿蜒崎岖,忽而像直下的地下水道,四处都湿漉漉的;忽而又像一根烟囱,扶摇直上。赤裸的矿工屁股上拖着一个装煤的竹篓,头上缠着一盏墨水瓶样的菜油灯。这一点如豆的火光随时都有可能点燃煤层的瓦斯发生爆炸。支撑煤洞的像手臂粗的木柱随时都有可能垮塌下来。这个活埋人的洞有的十几里长。有的煤层仅一个指姆宽,半天才采到那么可怜的两三小篓煤。后来才知道,那些新开辟的煤井更可怕,那里打的洞大约比人高。有的地方甚至一间屋那么大,这些细小的木材无论如何也顶不住摇摇欲坠的崖石。矿工为了更快地探到煤层,不惜大量用炸药雷管爆破。意外的瞎炮突然爆炸也时有发生。当子凌第一次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后,就再也压制不住想了很久的念头:逃亡。

这几天子凌天天晚上做噩梦。每次从梦中惊醒后,大汗淋漓的子凌继续着死亡的恐怖。他不得不绝望地承认,他就要做一个屈死的鬼了。他和莫莉华相爱一场,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啊。在那间臭气熏天的猪圈屋的地铺上,自从收到她那封起死回生的信以后,他发誓要舍生忘死地爱着她。可是,他为了能够配得上她却实际上越来越不如她;为了能接近她,却实际上越来越远离她。他越想到自己屈就更屈。心里一阵难过就忍不住眼泪。怎么不该哭呢,世界上还有哪样比咱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作一个屈死鬼更难过的?

这事没料到一经子凌提出来,就得到之琦大哥的赞扬。不过他并不是欣赏一个胆小鬼。他之所以同意逃亡是为了兄弟的前途,即使你在这里立功受奖或者光荣牺牲。没有前途便配不上爱他的那位至善至美的莉华姑娘。于是,逃!铁定了。当时的中国把东北的北大荒和大西北的新疆看成自由的天堂。因而在此之前,子凌就曾经与新疆歌舞团联系过,不过他没有想到要秘密逃跑,而是准备通过正当的渠道去应试。现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逼着他选择前一条路,因为肯定没人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擅自从钢铁大军中放走一个人。



编辑识别(真儿).png

最新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进行回复登录
电话直呼
在线客服
在线留言
发送邮件
联系我们:
02340513331
18983922367
18523582367
文苑1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文苑2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还可输入字符200(限制字符200)
技术支持: 建站ABC | 管理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