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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轮回轮回》连载13

时间:2017-12-28     作者:项里城【原创】   阅读

第十三章

没有想到历史会重演,就像当年在重庆送莫莉华回学校一样,这一次韩子凌又要送曾强回学校了。不过这一次比上一次的路程要长10倍,开始并未想到要送那么远,他只需把她送出永顺场,步行15公里的石板路以后就到了县城,再把她送上船,这样就算尽到他的情份了。而事实上直到轮船拉响起锚的最后一声汽笛时,他们还在船上难分难舍,等到船真的离开了码头,他们便不顾一切由它去了。这时曾强到服务窗口补了票回来,两个年轻人靠在船舷上,为他们这个小小的非常之举而欢呼雀跃。

她说:“你这个无赖,老缠着我根本就没想走。”

他说:“你把我的心拴在你的身上,怎的走得?”

她说:“胡说八道,你的心长在你的身上,我怎么管得着。”

他说:“心是个实体,拴得住。连我的魂也给牵走了!你说怪不怪?”

她使劲拧了一下他的臂膀骂道:“要死!别讨好卖乖了,我才不会上当,船上这么多人看见,别想得到奖赏。”这个奖赏的含义只有他俩才知道是亲吻。

但事实上他们在船舷上靠得很紧,她的头不时靠在他的肩头上,又不让人觉得显眼。韩子凌的这一轮恋爱,由于起点高,一开始就如胶似漆。好像他们在几年前便过了少男少女初恋时的羞涩与尴尬。在无人时,曾强总是以拥抱与亲吻回报;在众人面前,她能在与他身体接触的任何地方偷偷拧一把表示爱。

掌灯时分,船到了江州市。曾强没有把韩子凌直接带回家中。这天晚上,韩子凌在曾强的财贸学校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曾强的集体宿舍里安着12张单人床,住着12个女孩。实际上这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有20个女孩。她说是她班上的全体同学,尽都慕名而来。她向子凌介绍她的女友们。每一位姑娘都有一个绰号,大胖、小胖、妖精、疯子、可可、太妃、咪咪、兔儿等等,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逗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最后正式介绍韩子凌的时候,她便一改夸张戏谑的口气。她说,你们看他这个人,看起文绉绉的,很容易上他的当,以为他是个知识分子,其实他是一个修地球的庄稼佬,会犁田,会栽秧,农村什么活都会。这种人我国有几亿。妖精接着说,今天既然不揣冒昧来到我们城里的姑娘面前,我们倒要领教领教是什么魔力迷住了曾姐,可别怪我们太挑剔哟。韩子凌明白考验他的时刻到了,他不能在姑娘们面前丢丑。好在他见过的世面比这大得多,他一眼就能看透面前观众的水平。所以他演奏二胡时,特别选一些最通俗最快乐的乐曲,《空山鸟语》、《小花鼓》、《喜洋洋》、《红军哥哥回来了》……在静寂与专注中,毫无疑问她们在作出肯定的评价:市级的专业水平。然而曾强却在最恰当的时候说出完全相反的话:得啦得啦,二胡这东西我们不会,没法评论,不敢恭维。又是这个不饶人的妖精接着说,我们暂且保留自己的看法,下面就请唱吧,唱歌我们懂。接着韩子凌便把当时流行的《洪湖赤卫队》一段一段地唱完,韩英、韩母、刘闯、秋菊和群众的唱段,独唱、二重唱、对唱、合唱……

“好啦好啦,不能由他性子去,不然他会糊弄你一个晚上没个完。”曾强对大家说,“让我们一齐唱支《珊瑚颂》。喂,二胡,拉起来。”

子凌在这个女人的世界里,看到了她们晚上回寝室直至就寝的整个生活内容,因为他被安排在最里边靠角的一张床上睡觉。12张单人床,除靠壁安置外,屋中也并列着床,仅留下四周一个长方形的甬道。冬天,没有蚊帐,能一目了然各色床单、被面、枕巾,横跨甬道上的两根长绳,以及长绳上的毛巾、手巾、衣衫、三角裤、乳罩等,五花八门。每一个姑娘枕边都有一面镜子,一把梳子。晚上回寝室的第一件事便是拆散头上的发辫,让紧束的青丝得到解放披散在肩背上,遮着半张脸,接着便用手巾把它们松散地束在脑后,像马尾巴一样晃悠着,端着面盆出门打水洗脸。这时的姑娘不用化妆品,唯一的奢侈品便是雪花膏。无法统计一个女人的一生中,究竟照过多少次镜子,梳过多少次头。她们在睡觉前嬉笑打闹,任何一点小事便足以引起一阵笑声。曾强说,她们平常熄灯后还要谈一阵小话,但由于有陌生男人,大家就很快睡觉了。妙龄少女很快就进入梦乡,室内有轻微的鼾声。现在他有一种被遗忘,被抛弃在荒野里的感觉。但不久他的这种想法完全错了。大约接近午夜时分,他的曾强悄悄地钻进了他的被窝。虽然不能说话,不能出大气,不能让床发出任何暴露秘密的声响,但是他们双方都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人。紧紧相拥的这对恋人当时之所以没有闭气,完全靠了快乐的泪水畅快无阻地奔涌才得到消解,才系住了魂魄。

无法回避一个潜在的危险性,曾强从给韩子凌发出第一封信,到这一回第一次引他进家,都没有让绝对权威的父亲知道,谁知道他有什么看法?他既然已经来到家门口,引他与父亲见面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尽管她的家有十口人,然而实际上住在家里的只有四个:父母,七姐和她自己。父亲和七姐都在医院上班,另外六个姐姐一个在省城,五个在外省。她和韩子凌的关系,家里只有七姐和母亲知道。她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支持曾强的这次非常行动。她们明白她常做出一些非常之举来。所以她们在倔强、固执的曾强面前,往往总是以唇枪舌战开始,缴械投降而告终,最后不得不成了她的同谋。这一回说服父亲的工作由母亲来做。学识渊博、阅历广的父亲得知真情后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女儿的这个荒唐透顶的选择,除非她发了神经病。他希望他身边这两个女儿,曾强最终应该留在身边,因为曾强是八个女儿中和他最亲近的一个。她总是跟随他一道赴外地出诊,跟随他一道进舞场,跟随他一道上电影院,戏院。她还掌管家里的经费开支。全家八姐妹中,唯独她没有把大学读完,这是父亲的一块心病。他决定用他一生的积蓄和余生兢兢业业的工作来保证她的生活。因此早已在他身边的实习学生中物色好合适的女婿了。凡是新调进医院的内科大学生都要在他的手下实习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到病房去走一趟,后面便有一大串实习生尾随着。然而这位医界权威处理家庭问题却十分糟糕。这事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大发雷霆,扬言不解除她与这个混蛋家伙的关系,就不要这个女儿,要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事实上,他一天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女儿;同时,他根本不知道他女儿的这场恋爱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结果,曾强就再没回家。有着深厚情感的父女俩同时在备受煎熬的痛苦中捱过了第一天以后,父亲便表示妥协了。他要求单独见韩子凌,时间和地点任由韩子凌决定,只要不是在他的家里。但是韩子凌一下就看穿他想私下了结的计谋,坚决回绝了这个屈辱的条件。

“混蛋!”老人知道后愤怒地骂了他一句。

这是一家半殖民地时代德国人修建的医院。共和国接管后改为江州市人民医院。这天傍晚曾强带着子凌穿过门诊部、住院部,一直往坡上走,穿过曲幽的小径,茂密的丛林,绿色的草坪。曾强家是一座方形的别墅式建筑,平房带阁楼,屋檐下四面环绕着宽阔的回廊,宽大的百叶窗。这时曾强的母亲和七姐正站在门外的回廊上迎接他们。曾强说这是她家的传统,迎客和送客都要走出室外。进门前,子凌学着曾强在门口前的棕垫上擦净鞋底上的泥。室内一色的红漆地板,每间屋都有豪华的支行吊灯和壁灯,古色古香的墙纸,镂花的红木家具。进屋后,曾强叫脱掉外套,壁炉里正熊熊地燃烧着柴火。曾强还指着壁炉上的壁龛说,那里原来还有圣母玛利亚。母亲及姐妹俩热情地接待他,看不出在这个家庭里曾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像过节一样围着一张方桌包饺子。在这个大饥荒的年代里饺子可是上等食品。她们教他如何擀皮,如何包饺子,就像一家人一样和谐、亲密。韩子凌以为老人要回家吃晚饭,他心里一直害怕着,心想他该不会喊他滚蛋吧?或者当着女儿的面骂自己。总之,他一定是一个横不讲理的暴君。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历史性的会晤,会拖延到晚上10点钟以后。这位姗姗来迟的老人,不知经过了什么样的痛苦斗争,才最后屈尊接见他,因为他赖在家里妄图夺走他的宝贝女儿。

接见通知下达以前,韩子凌和曾强正在书房里浏览书架上的图书。他第一次看见一个家庭珍藏有这么多图书。三面墙壁的书架上,有两壁分类排列着各种医学书籍,其中有一半是外文、绸面、烫金的精装本。这位黄埔军校的上校军医、国民党员,非常让人惊讶,在最显眼的正壁书架上,摆满了马克思全集,以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部分著作。子凌最看得上那些厚厚的大辞典。曾强当场就自作主张,叫他在各种版本的英汉大辞典中随意挑选一本相送。她介绍她的父亲说,爸爸一直背着历史的包袱,为人小心谨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从未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政治上尽量靠近党组织。在父亲的鼓励下,她加入了共青团。

会见是在客厅里进行的。曾老头发灰白,面容清癯。这次会见给子凌的印象是出人意料的。他把韩子凌当做一个无知的乡巴佬。他俨然像一位共产党的书记,在对一个下属作思想政治教育性的个别谈话。他不但回避主题,只字不提女儿的婚事,以及他对此应该表明的态度。相反,好像韩子凌是他的囚犯,念念不忘地提醒他注意改造思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劳动,重新做人。如果这些话,放在他对他们的婚事作出明确答复——同意与不同意——以后,就显得自然、真诚。他给子凌留下的真实印象便是诚实的虚伪,后来在“文革”中,曾老仍然逃避不了厄运,他和他的一家被赶在阁楼上居住,他本人被红卫兵押着到风城医院原住所屋里挖地板,硬说他把国民党的党证和金条藏在地下,梦想台湾反攻大陆。最后,几乎把他曾住过的所有地方都挖遍,直至把老人活活折磨死。

曾强从韩子凌沮丧的表情中明白了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但是她相信凭着父亲对她的爱,迟早会改变这种难堪的局面。第二天,她把韩子凌带出去逛街看电影。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像样的街,在这条街市里,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很冷清,唯独饮食店门庭若市。昂贵的食物不能遏制饥饿的人们对生命的渴求。在大街的尽头便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正在售票,售票窗前很拥挤。曾强警告他:“小心扒手,我们这里遍地都是。”为了安全,她把他的钱包代管起来。韩子凌一时还不想去挤票,他以为不一会儿就会松劲,真正买票的人不多。于是他生出一个念头,一个被她提示的念头。他绕到她的背后仔细观察一阵。琢磨如何下手。然后他靠近他,跟她谈话,出动,终于得手。他暗自庆幸自己的成功,突然眼睛发亮,面带喜色。她感到莫名其妙,催促他快去买票,就要开映了。售票窗前人已散尽。但是当他站在窗前的刹那,骤然增加了许多人,紧贴着他,并纷纷叫嚷着,叫他动作快一点,买了票就让开,别他妈占着茅坑不拉屎。后来他终于艰难地从包围中逃了出来,可他的钱包也终于轻易地逃进了别人的腰包。

“他妈的,枪打来,炮打去。”他自嘲地骂道。

她不解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泄气地说,钱包没了。十分惊诧的曾强赶忙搜遍她自己的衣袋、裤袋:“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靠近过我?”他哭笑不得地坦白道:“这个偷钱包的贼就是我。”“没良心的,不要作弄我了,快把钱包拿出来我看一下。” 不等他动手,她就性急地伸手搜他的包。“活该,你这个小偷的二传手,今晚到大街上当流浪儿去,我可不收留一个子儿都没有的穷光蛋,一个贼。”但是当她得知这次损失的巨大,倒真的难过起来。他一共带了40元钱,仅花了10元,为她的同学们买了一斤高级糖果。这个数相当于普通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尤其惨重的损失是10斤救命的全国粮票,那是他的月娥二姐从牙缝里一两一两省下来的。

看电影的兴致一扫而光,他们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一点没有声张,因为他没有练就一身好武功,并且根本不知道小偷在哪里,所以也就只好气馁地白白放过这个在恋人面前一展雄风的大好机遇。她也为今天的第一个安排的失误而难过。接着她把他带到新华书店,告诉他,需要些什么书尽管选,自有人付钱,但绝不是对刚才过失的补偿。他们在书店里共同选了许多书。其中多是音乐书籍:曲式学、和声学、复调音乐、乐器学、配器学、音乐辞典等。除此还买了一些文学作品,刚好装满一个小帆布包。

接着他们去逛百货公司。曾强说,现在该轮到给我买点什么了,还是由你来挑吧,先买一段花布。子凌说,衣服是你穿,你喜欢什么买什么,最好你选。她辩解说,错了,我打扮自己纯粹为了给你看,除此还有什么意思?在买发夹的时候,他没有事先看到她头上的蓝发卡,错误地发表评论说,发夹只有两种颜色可取:白色和黑色。听了这话,她马上取下头上的蓝发夹,顺手把它扔在垃圾箱里,换上一个黑色的发夹。

临别的馈赠更让子凌感动、羞愧。曾强同样送给他两包礼物:一个硕大的长江牌提包和一个山城牌挂包。她通过各种关系,使了好大的劲才买到了一捆干带鱼,因为在桌上她看见他很喜欢吃带鱼。其实这时市场上只有这一种而且要凭票才买得到的上等食品。上船前,她把一个摺好的信封亲手放进他的茄克里袋里,坚决要求他回家去才打开。子凌当时就猜到了信封里装的什么:钱和粮票。这太伤他的自尊心了,他拒绝这个太过分的馈赠。但是她说,在这个非常时期里,他没有权利花掉家里的钱和粮,为了亲人的生存,不要只顾自己的面子,何况是她给的。这时他想到家中的母亲,疯子和孩子们,尤其已经得了水肿病的云生,心里就骤然收紧了。

被感动的韩子凌,站在船头,望着远的云,近的山,不是晚上睡在床上做梦,而是在光天白日之下睁着眼站着做梦,做着那晚抱着曾强入睡的美梦。他发誓要作一个强者,一个富翁,要让心爱的曾强过上金子般的生活。

事实上,他从成都回来以后就拟定了宏伟的计划。在全中国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最艰苦一年——1961年里,他收集了国内所有版本的二胡曲集、演奏法、练习曲,他把每一种演奏技巧,每一首乐曲练得炉火纯青。为了二胡,他留心保护手指。为了二胡,他保证每天至少有6个小时以上的练琴时间。在寒冷的冬夜他冻僵过,在酷热的炎夏他晕倒过。白天无论干了多重的体力劳动,晚上照样练琴。练琴使他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练琴不但是疗救心灵的良方,还是医治饥饿的好方法。当公共食堂开饭的钟声迟迟未敲响的时候,是二胡麻醉了他的神经,使之进入休眠状态,达到超常的生命力。当他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道路都走不通濒临精神崩溃的绝境时,也是二胡引导他登入另一个虚幻的无所欲无所求的神圣殿堂。所以他最后总结道:

“二胡救了我的命。”

实际上,因为二胡他出了名,成了全县公认的第一把二胡。为了利用他搞政治宣传,他侥幸地逃过了许多有时致命的肉体磨难。县内二胡爱好者、教师、学生、工人、社会青年,甚至川剧团的职业二胡手都纷纷到永顺场登门求教。在实践中他发现迄今几十年只见到普及入门的二胡练习教材,还没有一本较高水平的二胡教材。于是他着手写一本像小提琴的《开塞》那样的中级二胡练习曲和二胡演奏法。为此他参考了国内所有的有限的数十本弦乐演奏法,用了一百个业余的日日夜夜写成《二胡演奏法》,400格一页的土稿纸一共有298页。在这本演奏法里,没有二胡沿革的说明,没有琴马的制作法这样一些给小学生学的东西。这本《二胡演奏法》一开始就从社会学、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以国际弦乐大家族和国内民族弦乐小家族作为参照系,阐释了二胡独特表现力的方方面面和中华民族神韵的零零总总,接着论述二胡在民族乐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二胡在国内发展的概况和尚存的弊端,从而展望未来的前景。接着,主体部分详尽叙述了弓法、指法、把位等的分类、定义、学习方法和应用。他明确指出,二胡的揉弦比小提琴的揉弦不但更丰富而且更微妙。听一听《河南小曲》、《二泉映月》、《江河水》、《汉宫秋月》的揉弦,最能够充分发现每一位演奏者都绝对不会相同的韵味,这是小提琴永远不能企及的效果,因为小提琴的指板界定了它的揉弦的局限性。正如二胡的弓法没有小提琴见长一样的道理,因为二胡的弓毛被界定在两弦之间琴筒之上了。其他如二胡的滑音,持琴的姿势等等都比小提琴优越、独到。在叙述每一种弓法或指法的学习方法和应用的时候,其中都有科学的分类和归纳,有精当的谱例。总之,他完全可以送出版社出版。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他想把练习曲写好以后同时出版。不断的政治运动,婚变和生计危机等种种原因,练习曲难产了,一搁就是10年,不幸遇到那场毁灭性的大火,《二胡演奏法》随着一座楼房的整个家产一齐化为灰烬。

完成了《二胡演奏法》和《二胡练习曲》才只是整个计划的开始。接着他要编写中国第一部《中国乐器学》。他要积蓄钱周游全国搜集资料,向各少数民族民间乐手学习器乐,特别是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弹拨乐。甚至走得更远,他狂妄地想编辑《中国民间器乐集成》和《中国民歌集成》。三十年以后他才知道,中国民歌浩如烟海,即使用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也只能望洋兴叹。但是当年他真的开始行动了。一年内,就在本乡搜集了几十个唢呐曲牌,两百多首民歌(包括劳动号子,宗教祭祀歌)。后来他计算了一下,按照这样的进度,他这一辈子最多只能编辑出一个省的民歌集成,因此才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项工程。

但是当时,他确信以上拟订的工程切合实际,具有科学性、资料性,既有历史意义,又不担什么政治风险。原拟定写一部《红楼梦》歌剧,结合各大戏种的音乐和民间音乐进行创作,用民族乐队演奏,民族唱法演唱。但是鉴于政治原因,创作没形成气候。

总之,除了农事之外,韩子凌的业余时间是紧张的,积极的,富于进取精神的,为了曾强,为了这个家,为了实现那个站着睡着都在做的梦。

一个月以后,学校放寒假。有一天,他收到一封非常奇特的信。信是曾强寄给子凌的,但里面的内容却是方士元亲笔写给曾强的。“我向你求援来了,只有你才能救我于万难与危机之中。”方士元写道。接着他叙述道,他这次从北方回来,受到莫莉华无理的责难。他说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砸碗摔筷子,打碎玻璃,要离婚,要跳长江,闹得一个医院都不得安宁。整整三页信笺,满纸的晦气。子凌看到这里,暗自得意,幸灾乐祸。

“你才该去跳长江!”他诅咒方士元说。

当韩子凌把信看完以后,却看不见曾强写的信。他不禁叹息道:“亲爱的,你的字为什么就那么金贵,竟忍心一个字都不给我。”他把三页信纸横看竖看。接着他又再从结尾到开始倒着重新审视一遍。结果在第一页的右上角才发现,她像一位首长批阅文件那样,神气地写了一排歪斜的小字:

为了调解他们的矛盾,我去了。

曾强×月×日

正是这间阁楼,几月前把韩子凌囚禁了两天两夜。曾强一见到它就像吞食了一只苍蝇,心里便开始不舒服起来。而莫莉华一看到曾强,便越发醋意大发,越加憎恨面前的男人。

所以这天晚上,莫莉华夫妇欢迎曾强的第一顿饭就出现了感情危机。方士元使莫莉华生厌的不止是他的手指那样黑,那样短小、粗糙,娘胎里带来已无法更改了。她讨厌他拿筷子的姿势。

“死难看,枉自比别人多读几年书。”她揶揄地说。

这个“别人”显然出格,当着方士元和曾强的面就不该说。其实这才开头,好戏还在后头哩。可能方士元咀嚼食物的时候,嘴巴稍微张开了一点,快了一点,因而发出的声音就大了一点。但这个声音,在莫莉华的耳朵里偏偏增大了分贝,似乎在和猪媲美。难道这就是她值得在女友面前夸耀的丈夫吗?她忍受不了,因为他吃饭发出的趴趴声越来越大了。

“你动作慢点不行?小点不行?”她嘲讽说。“别人当农民可不像你这样粗俗。”

本来这已经够方士元和曾强难堪了。莫莉华这时看见他的筷子在菜碗里夹了稍微多一点的菜,突然就火冒三丈,气愤地夺过他手中的筷子,把它远远地扔出门外。

“够了!别再表演了。”她说。“别人在农村饥饿线上挣扎,都不像你这副馋像,故意让我出丑,你安的什么心?”

同样的道理,这话也可轮到方士元说,或曾强说。这时,如果曾强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超凡脱俗的人,那么她尽可像观看舞台上的双簧表演那样,一笑了之。相反,她必须参加进来扮演一个角色。这场戏的前因后果与她息息相关。实际上这顿饭她一粒也未吞下去,一点菜也未尝,她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当时就决定走,她有充分的理由该走。她不能容忍还有别的女人爱着她的子凌;她无法接受如此无礼的行为,竟然侮辱性地对待被特殊邀请来的客人。但是她没有马上就走,因为她出身在一个具有传统礼仪规范的家庭里,从小的熏陶起了作用。

当天晚上,方士元竭力缓和这种尴尬的局面。他借来一把小提琴,让大家唱唱歌,轻松轻松。显而易见,他在更大程度地糟蹋自己。他没有见识过韩子凌,像他这种低劣的演奏水平,怎么不在这两位已有见识的女人面前出洋相?出于不同的心态,她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同样的话:“还是听听你唱点什么吧。”于是他放下琴,自己唱。他唱了一段京戏《空城计》,照说,她们都不懂京戏,不说恭维,也应该过得去。然而莫莉华却出人意料地、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故事。她说,从前有一个人提着刀站在路口。他问一个过路的行人,你是愿意听我唱歌呢,还是愿意把脑袋留下来滚蛋?那行人说,当然愿意听唱歌,人没有脑壳就活不成了。于是行人便站下来听他唱歌。但是还没有听到歌的一半,他就忍受不了呼喊道:“你要了我的命吧,我不要听你的歌。”讲完这个故事,莉华发疯地狂笑,接着,突然变了脸,冲到方士元面前。

“我的命在这儿,是你动手,还是我动手!”莉华厉声呵道。惶竦的方士元一时答不上来。莫莉华回头就到厨房去拿菜刀,幸好曾强及时抓住她的手,结果刀被方士元抢到手里。这时莫莉华倒在床上撒泼了:

“我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到了这步田地,方士元只有一条路可走:赶紧离开。

曾强弄不明白,莉华凭啥发这大的火,纵使有多严重的问题,也不至于命都不顾了。她看到莉华真正痛心疾首的恸哭,也不禁同情起来。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原来莫莉华没有发疯,既不是冒无名之火,也不是无病呻吟。

这次方士元从北方回来度寒假,当时并没有逼到绝境,不过不同寻常。她没有到车站来接新婚久别的丈夫。明知他该什么时候到家,家里人不在,没有把饭菜做好等他,更无迎接的鲜花,冷冷清清。他反倒去医院办公室找莫莉华。可她说:“忙什么,你没见我有事吗?”她懒懒地翻一本杂志。敏感的方士元很快就了解到,在他之前有一个青年到阁楼来过,还为医院的青年们教了一支叫《萨拉姆毛主席》的歌。经过无数次的旁敲侧击,再运用周密的逻辑推理与浪漫的联想,他发现问题严重了,她要背叛他,她已经背叛他了。有了这种关系,他们的夫妻生活将永远不得安宁。向医院党支部书记反映情况,原意并不是想整治韩子凌,他希望从组织的角度帮助她与韩子凌划清界限,割断旧情。所以他真实地暴露了韩子凌的身份:右派分子。政治嗅觉敏锐的党支书马上就联想到那首歌的问题,而且非常自然地对上号。歌中不断反复着一句唱词,萨拉姆毛主席。这个“萨拉”正好是“杀了”的谐音。好恶毒的阶级敌人!他一方面把情况通报给韩子凌的公社党委,一方面立即找莫莉华谈话,追问歌的出处。听说来自省歌舞团,便拍发电报到省歌舞团查询。万幸省歌舞团确实有这首歌,不然韩子凌哪,死得早!但是稳健的党支书因为那是一首容易使人发生误会的歌,因为是右派分子教唱的歌,所以下令禁止唱这首歌。他狠狠批评莫莉华,说她立场不坚定,丧失革命警惕性,撤销了她的团支部书记职务。由此在医院产生的影响,已经使本来就好虚荣的莫莉华感到无地自容了。何况群众还有风流韵事的不着边际的猜测。从此莫莉华在医院的形象扫地。方士元为了他的私欲,无情地出卖了她。他用骗术破了她的身子,轻而易举地从韩子凌手中夺走了她,现在还想加害于人。所以她坚决要求离婚。然而,离婚在60年代没那么容易;并且方士元不同意离婚,跟她的态度同样坚决。纵使她破坛子碎摔,也无法让他心死,改变主意。剩下供她选择的路不多了,要么去死,要么抛弃一切到乡下去永远跟韩子凌过日子。但是她拿不定韩子凌和曾强的关系到底怎样。她不知道送走韩子凌后寄出的信落到曾强的手里。在她没得到韩子凌的回信之前,她还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曾强就在面前,毋须询问,一切真相大白。铁定了,她将永远失去韩子凌,她将永远忍受这个望而生厌的丈夫的肉欲。如果说,她要寻死要跳长江在曾强到来之前还是半真半假的话,现在却是真真实实的了。、

这一夜,曾强不敢离开她半步。她俩睡在一个枕头上,只听见莫莉华的声音没有曾强的声音。曾强没有忘记此行特殊任务,但是她能劝说些什么呢?如果她不爱她的丈夫的话,曾强只有劝她去死。她爱韩子凌,也是铁定了的。她想起这次应方士元的邀请,在成行之前,先后收到省内外六个姐姐的信件,她们步父亲的后尘,纷纷谴责她犯了神经病。她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她吃错了药,瞎了眼,发了昏!跟着就用威胁性的语气下了最后通牒:

“你必须考虑这样的后果,你将会因为你的一意孤行失去生你养你爱你的家庭,你的父亲,你的骨肉同胞亲姐妹。”

只有经过风风雨雨的人,爱得深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话来。这时她的两个同谋,肯定有一个——七姐发生了动摇,她悔不该当初支持小妹;另一个——母亲则不偏不倚,她不知道孰是孰非,她只知道心痛她身上分娩出来的心肝。但是倔强的曾强毫不动摇,她爱子凌,永远,死不回头。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方士元别无选择:一方面立即把莉华调到东北,住在自己身边;同时,他必须唤醒曾强这位单纯多情的姑娘。她与韩子凌关系的成效,将直接影响他和莫莉华夫妻生活的稳固,这是一个后遗症。倘若他们成功了,就说明莉华的最后选择错了;相反,就证明莉华现在的婚姻是正确的。

第二天,为了把曾强从莉华身边解放出来,方士元打电话到郊区把方士惠找来接替曾强看护莉华。他邀曾强去逛文化宫。可曾强早没了游兴,一心想着子凌。她说,你是对的,让她到你那儿去吧,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她说她要走,赓即就收拾她的军用小帆布包。他告诉她今天绝对走不了,现在8点一刻,班船已经去无踪影。可怜的姑娘哭了:“你们成心让我在这里受罪,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方士惠把一切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向她赔着不是。一夜未睡着的莫莉华刚入睡,就被吵醒。她向屋外吼道:“放她走,你们这些害人精。我不知道他给你写信,早知道我一定叫你别来,别上他的当。”但是这时不是讨论今天走不走的问题,只能是明天走还是后天走的问题。无奈,她只好留下,她说她要去挂一个长途电话,请小城医院的张晋转告子凌,叫他明天到码头接她;她要去军区医院看一下任姐;另外她还要到街上买点东西。她拒绝方士元的邀请,文化宫没有什么好逛的。她对方士元存有戒心。可能方士元看穿了她的心思,便表示让步,既然上午要办事,就改在下午。曾强马上说,下午要去买明天的船票,并且,说不定任姐那里一时走不了。很有耐心的方士元再一次让步。他去买船票,叫她放心到任姐那儿去耍,高兴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好像他已经放弃邀请她了。这倒使她难为情,又是礼貌在起作用,她最后补了一句,争取下午早一点回城来。

方士元和曾强是下午3点进文化宫的。数九寒冬,几乎没有游人。梧桐树光秃秃的,北风呼呼刺骨,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只有路旁的红漆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才给人一点暖色。他们选了避风的茶园坐下。没人喝茶,也没人卖茶。他们在那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这位讲师备了一晚的课,教案的提纲可浓缩为四点:中心思想,否定韩子凌;方法,先扬后抑,由远及近;重点,阁楼事件;内容,句句是真话。他说他后来才知道莉华和韩子凌的关系的。不奇怪,很自然,莉华现在都还爱着韩子凌。他从前看过韩子凌写给莉华的信。他赞扬韩子凌是一个有才气的青年,有文学素质、艺术造诣,已具备一个艺术家的初步条件。他叹息韩子凌生不逢时,不幸生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政治背景里。他举了许多例子,证明右派分子摘帽与不摘帽区别不大,没什么意义,好比一个恶性肿瘤,即使动了摘除手术,实际上病毒依旧存在。十分不幸,命运注定韩子凌将潦倒终身。可能他估计到曾强会反对他,马上180度大转弯。他说,然而,真正的爱情是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的。这时曾强真心地感激着,他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长者,好老师。但她只听到了前半句。他的后半句话是,如果韩子凌也跟她一样忠诚的话。这就使她惶惑了。他就以这次韩子凌到阁楼为例,提出如下的问题。她求他不要谈这个问题,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但是他说:

“这么大一个城市,为什么就那么巧,他们刚好碰见了?明知道早晨8点一过就没有班船,明知道他在招待所有住处,为什么还要把他锁在阁楼里?经过调查,莉华晚上没有在外面住,说明她也住在阁楼里。两个白天,两个长夜,一对男女关在屋里干什么?能干什么!有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是多年旧情人,藕断丝连。自从他来过以后她就完全变了,这难道还会有第二个答案吗?”可怜的小鸟,像被枪击中一样,陡然垂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最后他总结道:“我们被骗了,我们都是受害者!”

第二天中午,船靠近风城码头的时候,曾强在船舷上,到处寻觅岸边人群中的子凌。她很费了一些眼力才在人群后边看见他,灰色的衣服,灰色的人,乱蓬蓬的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他比起人群中的人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甚至倒显得有些潦倒、猥琐。她下船后见到他的第一句便是,“你变了。”语气淡淡的,态度冷冷的。心虚的韩子凌满脸狐疑,不敢吭一声。她说她有些累,先在江边坐一会儿。他说,好吧,坐一会儿。干枯的河床,显出光溜溜的岩石、鹅卵石和河沙,没有一根草,没有一点绿色,样儿狰狞,十分难看。这时的长江也不像长江,倒像一条小河。江中行驶的船不多也不大。江面上的航标小舟没精打采地呆在那儿,好像在打瞌睡。他们望着客轮下完旅客,又上完旅客,然后呜呜两声就笃笃笃地开走了。曾强率先打破这个要命的沉默。她取出包里的礼物,一个钱包,绿色,羊皮的。子凌打开一看,里面的透明薄膜下嵌着她的照片。她一语双关地说:

“不能再丢失了。”

“绝对不会。”他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江边的风大,石头冰凉,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再坐一会儿。”

“好吧,再坐一会儿。”他又说。“你很疲倦,应该早点休息。”

“的确很疲倦,这就是休息。”

“是的,”但是他坚持说。“真的凉,会感冒的。”

“不凉不凉,风不凉,石头也不凉。”她双手支着头,无力地叹息。“哪有我的心凉啊。”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他十分尴尬地问。“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谈,看你的脸,你的手。”他拉着她站起来,像搀扶着一个危重病人,离开江边。她说她好好的,别神经过敏。但是她暂时拒绝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于是他们住进了江边的望江宾馆。宾馆的负责人是韩子凌的同乡,特别关照住在楼上。宾馆没有什么旅客,楼上的四间客房实际上只住着他们两个人。这时刻不容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弄热水洗个脸,烫个脚,床背上垫一床被子,让曾强舒适地靠上。韩子凌像一个病人的守护者,坐在侧边的床沿上,或者更像一个被告听候法官的宣判。大家相对着。诚实的曾强毫无隐瞒地说出这次去重庆的全部经历,当然也包括文化宫茶园的谈话详情。韩子凌听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方士元的阴谋,他想活活地把他俩拆散。可以肯定方士元的诅咒永远不会实现。什么恶性肿瘤,连良性肿瘤也不是,因为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被别人打肿了的。方士元不好直说叫她跟他断绝关系,所以才生出这些拐弯抹角的话,演出这幕夫唱妇随的丑剧。方士元的虚伪还在于,邀她去调解的实质是要她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代价。然而,由于韩子凌始终没有勇气暴露他卑鄙地在莫莉华身上咒骂方士元的邪恶行径,因而严重削弱了他辩驳的说服力,给曾强永远留下一个似是而非的阴影。因而忠诚的曾强仍不免带着方士元的毒素发问:

“我可以跟你一起到死,可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做人?”

这可是当时中国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无论怎么变,不管你是他的儿子、孙子,也不管摘帽不摘帽,你纵使有孙猴儿的变术,也变不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终究还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右派分子的孙子,摘了帽的右派分子,甚至右派分子的妻子、舅子、老表、老表的老表,等等等等,都逃不了右派的干系。所以这天晚上,他们在床上做爱,有一种视死如归之感。跟第一次一样,她在他的身子底下凄惨地呻吟道:

“我害怕,要是有了孩子,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能是出于母性的爱,可能是怀着对未来的忧虑,这一次的悲哀不比第一次,这一次是纯粹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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