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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笃文论6·竹枝词源流考

时间:2021-12-25     作者:熊笃【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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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熊笃,1944年生,重庆长寿人。巴渝文化网顾问。历任重庆师范大学、工商大学教授、旅游系主任、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督导组组长;兼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资料专委会副主任,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府旅游经济发展高级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中国元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重庆诗词学会、重庆市文史研究会、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2009退休。出版有《唐天宝文学编年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新编》《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国古典文献学》《巴渝神话传说》《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巴渝文化研究》《书剑斋古代文学论丛》《书剑斋古典文学鉴赏集》《书剑斋诗赋词曲文集》等15部,出版75万字长篇小说《无垠的奋挣》。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元代分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省部级社科二三等奖5项、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3项。事迹被中外20多部《名人辞典》收录。




        竹枝词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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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枝词由东汉巴渝舞中的鞞舞演变而成,鞞舞则可能源出《下里巴人》;白虎巴人的后裔土家族的摆手舞还保留了竹枝词的某些遗风。竹枝词由地域文艺自宋代以降逐渐普及整个中国,是巴渝文艺对华夏文艺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竹枝词源流  下里巴人  鞞舞  竹枝词  土家族摆手舞

 

 

中唐诗人刘禹锡于穆宗长庆二年(821)冬,被任命为夔州刺史,次年春,赴任时作《竹枝词序》云: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渝》,知变风之自焉。

从末二句可以确信:《竹枝》乃是《巴渝乐》的变风,其正风则是《巴渝乐》。建平,旧郡名,隋废郡改为巫山县,唐属夔州。据现存文献资料,盛唐时崔令钦所作《教坊记·曲名》就已有《竹枝子》。从该书前自序,知崔令钦在玄宗开元年间曾任左金吾仓曹;天宝乱后流寓江南,追忆开元教坊故事,乃著此书,共收当时民间俗乐325曲。按教坊创自开元二年(714),说明《竹枝子》在开元或之前早已流传于民间,至开元时才被教坊收集进去的;换言之,比刘禹锡作《竹枝词序》早一百余年,《竹枝子》乐曲已流行于川东民间。《竹枝》乐源出《巴渝乐》,除刘禹锡序明言外,郭茂倩《乐府诗集》亦云:“《竹枝》本出于《巴渝》。”考杜甫夔州诗作,则有时称“巴渝曲”、“巴曲”,有时又竟称“竹枝歌”,如《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堂》:“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闻”;《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浦起龙《读杜心解》称:“旧注:竹枝歌,巴渝之遗音,唯峡人善唱。”巴渝之遗音,即巴渝之变风,与刘禹锡序意同。以上三首皆大历二年(767)所作。这两种名异而实同的称谓本身,又可佐证竹枝词源出于《巴渝乐》。那么《巴渝乐》何时开始衰亡的呢?不少论者认为是隋文帝废止的。其实,隋废止的只是王粲、傅玄所造的《矛俞》《弩俞》等舞乐,而《巴渝乐》的鞞舞并未废止。《隋书·音乐志》云:  

   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朱儒导引,今据《尚书》,直云干羽,礼文称羽籥,干戚,今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 

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这里废止的仅仅是源出汉高祖训练的执矛、执弩的巴渝舞乐,并未废止巴渝舞中的鞞舞,故同书又云: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存,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 饷,鞞舞,汉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有贤女”,魏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铎舞,傅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成公绥赋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吴人思晋,化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检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正声。……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态悉宜依旧,唯舞人不须捉鞞、拂等。”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

由此可见,隋代以后保留的巴渝舞,只是不执鞞鼓而舞的巴渝文舞。按鞞鼓,属周代六鼓中雷鼓一类。《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是月也,命乐师脩鞀鞞鼓。”疏:“鞞鼓者,则《周礼》鼓人执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属是也。”至于鞞舞,东汉章帝(7688)时已用于宴饷,汉有鞞舞曲辞五篇,为《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长久》《四方皇》《殿前生桂树》。从这些名称看也知是文舞,而非征伐的巴渝武舞。《宋书·乐志一》:“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宴饷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坚既中废……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歌亦五篇。”这说明,鞞舞东汉已有,东汉以前不知起源何时。灵帝时李坚尚能舞之。至曹植时代,李坚已七十多岁,又因董卓之乱,长期废止,故曰“坚既中废”。曹植只得依照旧曲作新词五首,这五首歌词今存于曹植集中(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

《宋书·乐志》谓鞞舞不知起于何时;但《隋书·音乐志》却明言:“鞞舞,汉巴渝舞也。”是知巴渝舞至汉代已有两种;一是西晋常璩所说,汉高祖刘邦为汉王时,所征阆中渝水 賨民为汉军前锋冲锋陷阵时“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华阳国志、巴志》)这种武舞也见于司马相如《子虚赋》、桓宽《盐铁论》《汉书·礼乐志》和《史记集解》引晋郭璞之说,皆可证之。直到三国魏初尚存有《矛俞本歌曲》《弩俞本歌曲》《安召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四章。此因“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晋书、礼乐志》)。另一种巴渝舞则是前已引述的鞞舞。二者最明显的区别是:一为舞者持矛、弩类兵器跳舞,另一则只持鞞鼓而舞;一为表演战争的武舞,另一为“关东有贤女”之类的文舞;前一类至隋文帝时即已废止,后一类鞞舞则一直保存至有唐一代,李白、李贺等诗人皆有鞞舞歌词可证。而《竹枝词》则是继承鞞舞演变而来的,与前一种持矛、弩的巴渝武舞几无关系。至南梁,这种鞞舞更向轻靡闲婉风格发展,请看萧纲所描绘的巴渝鞞舞:

卯发初笄,参差俱集。信身轻而钗重,亦腰羸而带急……似断霞之昭 彩,若飞鸾之相及……。于是徐鸣娇节,薄动轻金,奏《巴渝》之丽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不迟不疾,若轻若重,盼鼓微吟……(《艺文类聚〉》卷四十三)

这里的巴渝舞,既称“丽曲”、“清音”,舞者又都是“身轻”、“腰羸”的女性,且明言持“扇”、“鞞”、“盼鼓微吟”,显然是鞞舞类巴渝舞的发展,而非持矛、弩的男壮士那种威武阳刚的“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巴渝舞。因为司马相如《上林赋》所描绘的“巴渝宋蔡”的风格是“金鼓迭起,铿锵铛嗒,洞心骇耳。”《汉书·礼乐志》“ 巴渝鼓员三十六人……应古兵法。”这都是西汉时表现征战的巴渝武舞,与萧纲所描写的另一类巴渝舞完全大相径庭。《旧唐书·音乐志》二亦云:

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绔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 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 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                                  

与萧纲的描写完全吻合。特别是“舞容闲婉,曲有姿态”,更与刘禹锡《竹枝词序》所见的表演:“歌者扬袂雎舞”,“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颇有风格相似之处;换言之,梁朝的巴渝舞乐和中唐的竹枝词表演都具有婉转多姿、艳丽流荡的阴柔风格。难怪刘禹锡称竹枝词是《巴渝》的变风。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

 晋以来,新曲颇多,隋初尽归清乐;至唐武后时,旧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

 纻》《子夜》《团扇》《懊憹》《石城》《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叶,声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声无辞者七,今不复见。

王灼是四川遂宁人,高宗绍兴间曾寄居成都碧鸡坊,对巴蜀乐舞自当了解。他说武则天时尚存的63曲清乐中尚有《巴渝》,中唐时就只剩37曲,是否其中尚有《巴渝》难明。今查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乐”44曲,其中37曲属“声辞存者”,7曲“有声无辞者”,《巴渝》《明之君》都属“汉鞞舞”,至中唐尚“声辞存者”。但如前引述,开元时教坊曲中已有《竹枝子》,而杜甫大历二年(767)的夔州诗中又时而称“巴渝曲”,时而称“竹枝歌”。这一切正好证明:民间巴渝武舞的衰亡和竹枝词的兴起这种正变交替时间大致就在睿宗、玄宗、肃宗三朝期间,即初唐末期和盛唐时期。因为隋文帝废止巴渝武舞并不等于民间就立刻销声匿迹,而鞞舞转变为竹枝词,也应该有一个渐变过程。

竹枝词源出巴渝鞞舞,其轨迹已明。但鞞舞是否由汉高祖在巴西阆中训练的巴渝舞分化而出的呢?不少论者考证巴渝舞时,或未判然明确,而只笼统说巴渝舞有武舞和文舞之分;或只单线溯源:武王伐纣的巴渝舞——汉高祖训练的巴渝舞,而未涉鞞舞是否另有渊源(参见王静主编《巴渝舞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共收10多篇论文)。但这个问题却关系到竹枝词的远祖,弄清楚它十分必要;而笔者所涉猎过的有关竹枝词的论文中,似乎也未涉及过这个问题。因为如前所引,从现存史料文献,我们只知道鞞舞在东汉章帝时已用于宴饷,南朝沈约修《宋书·乐志》已说鞞舞未详所起,杜佑《通典》亦云“未详所起”,《隋书·音乐志》却说“鞞舞,汉巴渝舞也”;《古今乐录》和《文献通考·乐考》皆从《隋志》之说,然《隋志》并未说明鞞舞与汉代巴渝武舞有何联系异同。

今从四川彭县九尺铺出土的汉代《鞞舞画像砖》(见刘志远等编著《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图九十三)上看:图左一伎,头上椎髻,上身赤膊,手执鞉鼓盘腿摇动似在引导;中间分明是一瘦腰女伎,挥动长袖,屈膝翩翩欲舞;右边一伎袒露上身,手舞双剑,右脚踏鼓为节。从装饰上看,显然不象汉族,而象巴人男子裸身椎髻。又因为是男女同舞,显然不是巴师为武王伐纣或汉高祖训练板盾蛮助攻三秦那种纯系男人的巴渝武舞,倒与白居易在忠州时看到表演《竹枝词》“蛮儿巴女齐声唱”和“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郡中春宴因赠诸客诗》)颇有惊人的相似!又据重庆綦江县横山乡堰坝村二礅岩的东汉后期崖墓发掘的五号、六号墓壁上的浮雕画,有两幅集体舞:均一人吹笛伴奏,一人持扁圆状打击乐,一人领舞,其余数人一幅为二男三女,一幅为六女连手而舞;女子一幅穿统裙,另一幅著双筒裤,气氛显得轻快。

由此可见:(1)汉代民间鞞舞已是男女相伴共舞;(2)主要是用鼓笛导引节奏;(3)舞者连手踏歌为节。

再看左思《魏都赋》中“或椎髻而左言”,“或明发而嬥歌。”《文选》李善注此二句引西汉扬雄《蜀记》曰:“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不晓文字。”善注:“嬥,讴歌,巴人土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由此可证汉代《鞞舞画像砖》上的椎髻乃巴蜀蛮夷之特征;何晏乃三国时人,谓巴人讴歌时互相牵手而跳歌,又可证与汉鞞舞画砖上和浮雕舞者连手跳跃为节的姿势若合符节。

而竹枝词歌舞也是击鼓、踏歌、扬袂。刘禹锡《竹枝词序》谓“短笛击鼓以赴节,歌声扬袂雎舞”;《夔府图经》载:“俗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鼓为踏踢之戏”;又《华阳国志·补志》载《巴渠县》:“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以为乐。”

既然汉代鞞舞已是男女连袂踏鼓为节的刚柔相济的文舞,那就不可能起源于武王伐纣和汉高祖在汉中训练的巴渝舞,倒有可能起源于战国后期的《下里巴人》发展演变而来。《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唐李周翰注:“《下里巴人》,下曲名也。”

为何楚国郢都如此盛行唱巴人民歌呢?这是因为巴楚交界相邻,而且据史载,自春秋后期楚便攻占了巴国的鄂西之地,公元前361年攻占了巴国黔中,变为“楚黔中”,到楚威王时(前339—前329),巴都江州(今重庆)亦被楚侵占,故《华阳国志·巴志》云:“江州以来,其人半楚。”巴人民歌流传到郢都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武王伐纣巴师“前歌后舞”到汉高祖征板盾蛮巴人训练巴渝舞以打前锋,都是阆中渝水一带的板盾蛮,或称“賨人”。最早记载是东汉应劭《风俗通》(见《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

      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

  复除目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锐气喜舞,

  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令乐府习之。

   而后是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

  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类似记载尚有晋人郭璞(见《史记·司马相如传》附《子虚赋》注引)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然而《下里巴人》和竹枝词的发祥地却在巴楚交界的川东鄂西一带。宋玉《对楚王问》和刘禹锡《竹枝词序》以及前引杜甫夔州诗和白居易忠州诗,均可证其地域是在今重庆东和湖北西,而这一带古代却是白虎巴人而非板盾蛮巴人范围。今存唐代诗人所作竹枝词,也都是在长江三峡一带,而非阆中渝水(嘉陵江)流域。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按即刘禹锡)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婉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故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也说竹枝词“唯峡人善唱”。这一点不但证明竹枝词与板盾蛮巴渝武舞基本无承传关系,也可佐证《下里巴人》——鞞舞——竹枝词这一嬗变的地域线索。

现代学者皆认为土家族乃古代白虎巴人的后裔。我们从土家族至今仍盛行的摆手舞可以窥见仍有《下里巴人》到竹枝词的遗风:

光绪《龙山县志》载:“歌时男女相携,翩跹进退,故为摆手。”该县志还载:土家族彭勇行《竹枝》云:“摆手堂前艳会多,姑娘联袂缓行歌。”彭施铎《竹枝》云:“红灯万点人千选,一片缠绵摆手歌。”

于此可见:1、土家族是白虎巴人后裔,摆手舞与《下里巴人》同样有一人领唱,众人合唱;与竹枝词领唱与和声形式亦同(如五代孙光宪《竹枝二首》中每一个七字句的第四字和第七字后都标有“竹枝”、“女儿”的和声);2、《下里巴人》是“巴子讴歌,相牵引,连手而跳歌”(《文选》左思《魏都赋》注引何晏语);竹枝词也是“鸣鼓连腰,以鼓为踏踢之戏”(《夔府图经》);摆手舞也是“男女相携,翩跹进退”(《龙山县志》)。3、都是民间大众化文艺,都有通俗而艳宕的风格:竹枝词“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摆手舞是“艳会”“连袂”“缠绵”;《下里巴人》在郢都“属而和者数千人”必类郑、卫之艳宕新声,才会出现这种趋之若骛、蔚然成风的现象。

综上所述,竹枝词的源流演变线索应是:《下里巴人》——鞞舞——竹枝词——摆手舞。其间当然既有某些承传的因素,也有某些发展嬗变因素,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今存唐代竹枝词二十余首,皆写于巴人地区,即今重庆与湘鄂交界一带。除顾况一首写于洞庭、李涉五首写于宜昌外,其余都写于重庆东部。但至宋代,竹枝词写作开始扩大到数省,除川东外,如河南有王安石、苏轼之作,陕西有李复之作,安徽、江西有杨万里之作,湖北湖南有苏轼之作,浙江有周行己、王质等作,南京有贺铸、杨万里之作。到元代,又增加了北京(袁桷、马祖常、许有壬等)、河北(宋褧)、辽宁(王士熙)、苏州吴锡(杨维桢等)。明清时期则已遍及全国各地了。据雷梦水、潘超等编辑的《中华竹枝词》六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共计辑录了自唐代迄于民国初1260多位作者的21600多首竹枝词。竹枝词由一种地域文艺逐渐发展成为全中国的文艺形式,蔚成大观,这是巴渝文化对华夏文化的一大贡献。 

(原载《重庆师大学报》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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