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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笃·重申传统诗词保留入声韵和允许邻韵通押的意见

时间:2021-11-20     作者:熊笃【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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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熊笃,1944年生,重庆长寿人。巴渝文化网顾问。历任重庆师范大学、工商大学教授、旅游系主任、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督导组组长;兼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资料专委会副主任,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府旅游经济发展高级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中国元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重庆诗词学会、重庆市文史研究会、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2009退休。出版有《唐天宝文学编年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新编》《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国古典文献学》《巴渝神话传说》《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巴渝文化研究》《书剑斋古代文学论丛》《书剑斋古典文学鉴赏集》《书剑斋诗赋词曲文集》等15部,出版75万字长篇小说《无垠的奋挣》。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元代分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省部级社科二三等奖5项、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3项。事迹被中外20多部《名人辞典》收录。


  

  重申传统诗词保留入声韵和允许邻韵通押的意见

     ——回应杜肇昆先生批评

 

拙作《〔中华通韵〕与〔平水韵〕的因革之异议》[1]在《中国韵文学刊》发表后,近日从网上有幸拜读了杜肇昆先生《诗词曲用韵的认识误区与出路》一文(以下简称“杜文”),方知对拙文论点颇多曲解和批评。为正视听,特重申拙见,同时回应杜先生的批评。

杜文将“当代诗词曲创作音韵主张”分为四派:1、必遵派;2、双轨派; 3、改良派;4、新韵派。拙文本是提出“双轨制”外的第三种意见,在百家争鸣中聊表个人一孔之见,感谢杜先生对我的高看而列为“改良”派代表。杜文批评拙文主张的“邻韵通押是改良主义思维指导下的灰色选择,是个性化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不是政策化的结果,对诗词曲创作只会起误导性作用,是制造混乱的主张”,“至于保留入声,更是无稽之谈”。

杜文发问道:现代人谁能念出一东二冬“东”、“冬”两字的不同发音,谁能比较出“东韵”174字和“冬韵”120字的发音区别”?“谁能区别古代去声中‘一送’43字与‘二宋’23字的不同发音?”这些疑问,我在拙文中比杜先生说得更多、更细、更详,请大家重看拙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拙文才主张“邻韵通押”的。既然杜先生所质疑的,也是拙文在论述中所质疑的,按理说,杜先生应该与拙文观点一致,但杜先生却批驳起拙文来,显然,杜文对拙文不是误解,那就一定是曲解了,所以,我不能不提出申论。

 

一、先回应杜文对拙文所论入声字问题的批评

 

杜文批评我主张保留入声韵,“是无稽之谈”,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说“周德清《中原音韵》六百年前就已经‘入派三声’了”;接着举出的证据之二,是说“语言学界公认的观点认为:入声在北宋时期合并为喉塞音,最终消逝于南宋时期”;就算是“消逝于”南宋的最末一年(1279)吧,其下据周德清《中原音韵》的成书(约1324)也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既然入声“最终消逝于南宋时期”,那么,元代后期的周德清又哪里还有“入声”供他来“派入三声”呢?难道周德清有本事起古人于地下不成?而且,周韵本就为元代南方人做北曲而作,既然南宋都已经没有入声了,周德清自诩“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为其“独得之秘”的这部《中原音韵》,那不是就等于白做了么?显然,杜文自己举出的两条论据,已经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本来,杜文两个论据既已自相矛盾,我不必再饶舌,但从学术的求真求实出发,我还是要指出一些尽人皆知的常识:刘渊增修的《礼部韵略》(即《平水韵》),新刊于淳祐壬子,即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在107部韵中还专列了入声17部韵共1800字,这偌大一部韵书摆在那里呢,不知杜先生见到哪一位“语言学家”说入声“最终消逝于南宋时期”?更有甚者,不仅入声在宋元时未曾消失,而且还一路沿用下来,直到清代《佩文诗韵》的106部,仍将入声分明列出,不知杜文的“入声最终消失于南宋”之说,论丛何来?事实与根据又在哪里?

杜文举出的论据之三:“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入声字。根据韵尾的不同,粤语、闽南语、赣语、吴语、冀鲁晋语等等,各有不同,保留谁呢?”咋一看仿佛问得蛮有道理,但第一句判断语义就含混不清:“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入声字”,至少有三种歧义含混:是指入声字数多少的不同,是指入声发音长短轻重的不同,还是指某字在甲地是入声字而在乙地却不是入声字呢?如果是指前两种语义,那么这两种情况确实存在;如果是指第三种语义,则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无论哪个地区保存入声字有数量多少的“不同”,发音长短轻重的“不同”,终归这些字都是在入声字范围之内。拙文主张保留入声,自然是指汇集最全的《平水韵 》中1800字的入声,换言之,囊括了粤闽赣吴皖湘鄂冀鲁晋以及西南四省市和港澳台等地区。这个问题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只要用心阅读拙文,断不会有“保留谁呢”这种无端的疑问。

杜文举出的论据之四:普通话普及率逐年提高,入声是“濒临死亡的音韵”。杜文的这一论据,是通过对拙文断章取义的曲解得来的。拙文第一部分在回顾历代韵书的沿革之后总结说:“凡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地区、大量人群口语中仍然流行的音韵,就是活着的音韵,理应尊重而继承;凡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地区和人群口语中无法辨识的音韵,就是濒临死亡的音韵,就应变革。”而杜文断章取义抛弃前半“继承活着的音韵”而只引后半“死亡的音韵就应变革”,从而证明“入声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必要保留吗”?入声果真是“这种情况”吗?杜先生并未论证就得出这一结论。而拙文在第二部分讲保留入声的论据之一说得很清楚:“时至今日,在江、浙、沪、皖、湘、赣、闽、两广、台湾、港、澳等地口语中,入声都活生生存在;西南四省市少数地区口语中也存在入声 ……再加上海外华侨以两广福建人居多,也都在方言口语中保存了入声。如此庞大的区域和人群都会讲、会辨入声,而且代代口口相传 ……”然而杜文对这段论证避而不谈。却转而大谈普通话普及率:2000年53%,2015年73%,2020年80·72%……。以此来证明入声是“濒临死亡的音韵”。请问:普通话的普及率,能证明方言中入声的消亡率吗?会说普通话的人就一定不说或不会说乡音方言吗?事实是,在南方只要口语中有入声的地方,即使是青年一代,他们也具有说方言与说普通话的“双轨制”需要和能力,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口音交流,这种情况南方各省都很普遍,笔者在车站亲眼所见各地打工者、在校园亲耳听见各地大学生的交流,他们凡是同省老乡,均用方言交流;而对外省人则用普通话交流。至于中老年,则更偏重于方言交流的习惯。很明显,普通话的普及率不能证明入声的死亡率,杜文又一次偷换了概念。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拙文主张保留入声,明确指的是创作诗词,而并未涉及散曲,杜文有时还把散曲也搅进来说,我就不管他了。

 

二、再回应杜文对“邻韵通押”的批评

 

关于“邻韵通押”,拙文在第三部分开头就说得明白:“当代人对《平水韵》的106韵中,有很多部‘邻韵’,用现代语音很难分辨这些邻韵有何区别”,并举例如东与冬。江与阳;支与微、齐;鱼与虞;佳与麻;真与文、侵;元与寒、删、先、覃、盐、咸;萧与肴、豪;庚与青、蒸等……

而杜文却批评说:“但邻韵通押,总得回答以谁的韵,哪个韵来邻韵通押。”我明明开宗明义说了《平水韵》的“邻韵通押”,他却视而不见,反问诘难:“唐韵吗?已失传了;宋韵吗?……社会流传不广;《中原音韵》吗?那是曲韵。……”故意枝蔓,让人哭笑不得。然后又批评说:“邻韵通押是个性化选择……不是政策化的结果。对诗词曲的创作只会起误导作用……所以‘邻韵通押’的主张,是制造混乱的主张。”

拙作曾列举了鲁迅、毛泽东、郭沫若在旧体诗中不少“邻韵通押”的格律诗实例,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黎锦熙等人新编的《中华新韵18韵》之后的作品,按杜先生的逻辑,这算是“政策化的选择”呢,还是“个性化的选择呢”?如是前者,那说明“政策化”后也是允许《平水韵》邻韵通押的;如是后者,他们岂不也是在“误导”在“制造混乱”了吗?

杜文所谓“政策化选择”,其实就是指当今教育部新颁的《中华新韵16韵》,他下文就说“新韵恰恰是在大量的‘邻韵通押’的历史实践中,进行了科学的、合理的规并,使其政策化、唯一化。所以‘邻韵通押’的主张,是制造混乱的主张。”一句话,只能按《新韵》创作诗词曲,那么请问:教育部批准《中华通韵》同时也批准新韵旧韵“双轨制并行”,这难道不是“政策化”吗?教育部的“政策化”连《平水韵》都允许并行,杜文既然承认“邻韵通押”是“改良主义”“有进步因素”,为何却把这种学术争鸣指为“误导”和“制造混论”呢?

 

三、用不着论述的论述及其他

 

杜文的第二部分为反驳“必遵派”(作格律诗必遵《平水韵》,填词必遵《词林正韵》,制曲必遵《中原音韵》),做了一大段唐朝无《平水韵》,宋朝无《词林正韵》,元朝前期无《中原音韵》的似乎是新发现的论述,然后说:“对音韵历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背景充分了解后,就不会有这种绝对化的观念。”这里我说两点,第一,观杜先生口吻,仿佛认为人们对“对音韵历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背景”是不了解的,而他杜先生却是“充分了解”的,既如此,我前面举出的杜先生连《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佩文诗韵》这些书存在的意义都搞不清,他的“充分了解”就不得不让人十分怀疑了。第二,据我所知,类似杜先生这段话的认识,并非杜文新见。远的不说,现任四川师大古代文学的博导赵义山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在其《元散曲通论》中讲过类似的话:“唐人无诗律而诗盛,宋人无词谱而词兴,元人无曲谱而曲昌。” [2]并对此做了论述,虽然赵著针对诗词曲格律谱式整体而言,没有单独论述用韵,但如何用韵,实际上是格律谱式的重要内容。所以,窃以为杜文的这段论述其实是用不着的。不过,可能杜先生现在才知道,所以当做自己的新见吧。可能让杜先生难以理解的是,时至今日,全国很多诗词学会、诗词刊物在“征文启事”或发函约稿时,仍然要求律、绝须依《平水韵》,填词须依《词林正韵》。可见杜文这段“对音韵历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背景”的训导,未必就能收到如君所愿的“就不会有这种绝对化的观念”的神圣效果。

教育部虽然颁布了《中华通韵16韵》,但并未以行政命令强迫全国诗词曲作者统一遵守,而是新韵、旧韵“双轨并行”,且规定“新韵标出”。这表现出博大的包容气度和尊重作者的自由选择,是非常人性化的。历朝历代政府,对于长期形成且非祸国殃民的风俗习惯,都是通过提倡移风易俗,促使其渐进性地转变;而绝不是用行政命令强制“一统”,否则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例如明末西方传入中国的烟草,已经普及全国,军队亦然。崇祯皇帝发布禁烟令,引起军人哗噪反对,洪承畴据实上奏厉害,崇祯立即收回成命。二战时期,美国已研究出尼古丁有害健康,烟盒上也印有“吸烟有害健康”;但罗斯福总统不但未下令禁止,而且还号召盟国支援美国烟草,因为丛林中的战士离不开它。当今各国也到处提倡禁烟,但却继续生产烟草,就因为尚有大量烟民市场的存在。喜欢用旧韵作诗词曲,也是长期形成的写作习惯,且并非如鸦片那种祸国殃民的习惯,也不像烟草那样有害健康,只不过是一种传统学术见解和习惯而已。所以教育部也允许它与新韵双轨并行。杜文积极拥护新韵,精神可嘉,但要强制别人服从,急于求成,其效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综观杜文,由于急于求成,就忘了“双轨制”也是法规,而片面强调《中华通韵》的法规性,凡是对新韵不奉为唯一圭臬的意见,便加以各种指责,如斥“必遵派”是“宗教式膜拜”,“对诗词曲创作只会起阻碍作用”;斥“改良派”的“邻韵通押”是“误导性作用”,是“制造混乱的主张”;斥“保留入声”是“无稽之谈”;甚至斥教育部“双轨制,新韵标出”是“歧视性的咄咄怪事”,而应“旧韵标出”等等。其所分四派,对三派皆予否定斥责,只对“新韵派”赞颂:是“首次颁布的国家音韵标准,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执行它”,并要求“诗词曲创作‘三韵一统’,统一到《中华新韵》的标准上来”。请问“三韵一统”之后,诗词曲三种文体的艺术形式还有区别吗?诗词曲作为三种不同文体还有必要还存在吗?强调“法规”“执行”“一统”“政策化”,俨然居高临下、斩钉截铁,大一统行政命令的口气,毫无商量的余地,这哪里还是学术争鸣?又哪里还有以理服人的态度?甚至连教育部的“双轨制”也不屑一顾!不知从哪里来的这股子霸气,只可惜用在学术争鸣之中,恐怕就难以“一呼百诺”了吧。

           2021.11.18于重庆工商大学寓所)

 

参考文献:

[1] 熊笃:《中华通韵》与《平水韵》的因革之异议[j].中国韵文学刊2021(1)。

[2] 赵义山:元散曲通论·附录·元散曲研究之基本文献·曲谱[M].成都:巴蜀书社,1993,第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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