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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晴方·巴人性格与川江号子

时间:2021-10-18     作者:朱晴方【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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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朱晴方: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首届重庆“十佳读书人”,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任综合研究院副院长,重庆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重庆市秘书学会副会长,重庆民俗学会副会长,重报集团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报业书画艺术研究院重报集团分院常务副院长,华龙网书画艺术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重庆作协会员,重庆书协会员,重庆美协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委会常务委员,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副秘书长。在全国150来家媒体发表新闻、文学、学术论文及书画作品上千篇(幅),出版有新闻理论专著《模糊新闻举隅》,文学专著《世间怪相录》(故事)、《方梦集》(杂文)、《吃记者这碗饭》(写实小说),书画艺评《聚墨挥毫》,诗书画专著《三栖笔墨》(一、二集),书法专著《纳海诗选》(三),楹联专著《百联览重庆》(联、书、文一体),语言专著《汉语文言古今通》(正待出版)。参与编辑出版的书、报、刊物若干。为社会团体(包括楼盘)撰写辞赋40多篇。个人业绩被载入《中国新闻年鉴》(2008年版)。




   巴人性格与川江号子


 

巴人,在人们眼里,指的是生活在巴渝大地上的古代先民。而客观地说,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现今不少重庆人就属于巴人的后裔,长期生活在当年巴人生存繁衍的地方上的所有重庆人,也是广义上的“巴人”。因此,本文所谈论的巴人,既包括特定意义上的古代巴族之巴人,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重庆人以及在重庆生活过的人们。

 

(一)

巴人的出现,与他们的迁徙有关,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与他们的性格有关。

对于巴人之来源,《山海经·海内经》有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巴人似乎是个多磨难的民族,早期受到中原地区以尧、羿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打击,被迫离开故土迁徙他乡。一支越过洞庭湖达于川鄂陕边界山区,其中部分滞留夷水(今湖北清江)流域与当地土著氏族结合发展。当时还没有君长,务相经过石穴掷剑、乘土船不沉等竞争被推为廪君(首领)。他带领着巴人部落向西发展,乘船从夷水到达盐阳(今湖北恩施东),在那里征服了一个尚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以“盐水女神”为首领的部族,于是“君乎夷城”,建立方国。后来,巴人继续西移,加之楚人的进逼,不断地迁移都城,枳(今涪陵)、平都(今丰都)、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阆中等都曾是其都城,后灭于秦。

巴国东有强楚进逼,向西向北发展都不可能,只有向人少势弱且环境险恶的川东盆地南与北的丘陵地带图谋发展。巴人所居之地,山高峡急,无法进行有效的农耕,渔猎便成为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水居渔猎文化是早期巴人的显著特点。沿江而居,长期与江水打交道,生存于舟楫,死后也多葬于船棺,可见水与船对于巴人的重要性。山峦重叠,交通阻塞,土地贫瘠,农业落后,渔猎艰辛,此外还要应对他国的进逼与骚扰,置身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坚韧的进取意志,没有顽强的生存毅力,没有攻克万难的团结协作精神,其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巴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后来在农业生产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种植水稻、黍、稷等农作物,还酿酒,制盐,种茶等。此外,炼丹砂,铸造青铜器……

除了自然环境恶劣外,巴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外部强敌的侵凌,最早遇到的是殷商王朝的武力进攻,后来东有强楚不时进逼,北有秦国虎视,西有蜀国世争。要生存,巴人不得不全民皆兵,因而个个勇猛刚强,视死如归。商王武丁多次与巴人发生战争,均未获胜,最后武丁率兵亲征,才获了胜。巴人与殷商王朝由此结下了深仇大恨,所以当周武王起兵伐纣时,他们就出兵参加伐纣联军,成为灭商的主力军之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有一套独特的战歌战舞,一旦临阵,便跳着刚劲统一的舞蹈,其战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场面何等壮观,气势何等磅礴。面对如此士气高昂的军阵,任何敌人都会丧胆落魂的。

比起周围的列强,巴人的势力毕竟弱小,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犯,更多的时候,巴人屡败屡战,屡战屡迁,场景何等悲壮,生存何等顽强。

 

(二)

据专家考证,巴国消亡后,为了生存下去,巴人便分散融合在南方诸多民族中。李世平先生在其《试论巴文化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一文中说:“现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土家族、仡佬族与巴人有直接关系已为多数学者所肯定,兹不赘述。苗、瑶二族渊源于五陵蛮,这也是与巴人有直接联系的古代部族。”在我们重庆和湖北等地的土家族,被专家一致认可系巴人的后代。遗憾的是,巴人之姓氏名流除了一个有记载的巴将军曼子外,作为“巴”,在巴人区域内似乎没有直接流传下来,对于巴族的有关史实,也乏文字记载。

但不管怎么说,生于巴地长于巴地的巴人后代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奕代休养生息的“巴人”,仍然有着不畏艰难、不惧险阻、坚韧不拔、顽强进取、顾全大局、舍生取义、向往美好的性格。仅举如下几个典型以为明证——

战国时,巴国发生内乱,巴国央楚王派兵平乱,约定事成后以三座城池相谢。内乱平息后,曼子将军为了不让国家的城池落于他人之手,便自断头颅以谢楚王。楚王受到极大感动,不但不索要城池,还以上卿之礼葬其头颅于楚国。

明朝末年,隅居石柱的巾帼英雄秦良玉英勇过人,数次率兵杀退敌兵,在镇守边疆十四年中,清兵不敢轻举妄动。

南宋末年,重庆守将王坚、张珏带领军民凭借合川钓鱼城天险,与不可一世的元军殊死搏斗,浴血奋战36年,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让“上帝折鞭”,从而“延缓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

南宋高僧、大足人赵凤智,以毕生精力和顽强意志主持营建了“倾动朝野”的大型密宗道场,其中的石刻造像震惊世界,成为受联合国保护的世界遗产。

当年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的山城锻造出了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媲美的“红岩精神”: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生活在武陵山区的黔江人,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不甘贫穷落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响亮地提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口号,“黔江精神”迅速地改变了黔江贫穷落后的面貌。

移民,成了重庆的符号。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历经了几次大移民运动,从巴人的不断迁徙,到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川”,从抗战时期的大量精英和平民涌入陪都,到“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内迁,其中“移民”所经历的磨难和艰险可想而知;其中“移民”所体现的坚韧顽强精神和负重前行品格名垂青史。尤其是当今的三峡库区百万移民,更是举世闻名,重庆人的所有性格在移民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世人所肯定所颂扬。

大山大川的地理条件,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孕育了重庆人独特的性格:热情豪爽,勇猛刚强,开拓进取,不甘落后,乐观向上……

 

(三)

世世代代伴水而居靠水而生的巴人,以及在巴地靠江河生存得江河之利的重庆人,始终把江水作为征服的对象、利用的对象,可说每时每刻都没有停息过。“川江号子”便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征服自然、顽强生存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写照。

“川江号子”实际上应该叫做“川江船夫号子”,它是长江主干流水系的船工们驾船或拉纤等劳作时发出的一种高亢歌谣,其作用是统一劳动步调,鼓舞士气,缓解劳动强度等。

巴渝这块土地,山峦重叠,虽江河纵横,但在古代,交通不便,货物主要得靠肩挑背扛牛马驮载,大宗货物全赖水运。而重庆至巫山这段千里川江,两岸多危岩险峰,航道弯曲狭窄,江水湍急,暗礁棋布,险滩处处。在如此环境中的水运可谓障碍重重,险象环生,甚至不时遭受到灭顶之灾。

在生产力相当落后主要以渔猎为生的古代巴人,就是在生产力有了一定进步以农耕为生的巴渝人,要想得江河之利发展水运,只有靠原始的舟楫,其劳动强度、其危险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船只上行,非得依仗人力纤拉不可,在陡峭坎坷的岸边拉纤的纤夫们是多么的艰辛是何等的苦难。且听他们在号子中的诉说:“脚蹬石头手爬沙/八根纤绳肩上拉/打霜落雪天下雨/一年四季滩头爬/周身骨头拉散架/爬岩翻坡眼睛花/拉船的人如牛马/不够吃来难养家/凶滩恶水船打难/船工淹死喂鱼虾/丢下父母妻儿女/受饥挨饿泪如麻……”

厕身如此艰辛险恶的川江船运,需要一种东西来统一劳动步调,鼓舞士气,缓解劳动强度,于是倔强又聪明的船工们便创作出了适合自身特色的号子。除了拉纤的号子外,还有撑号子、竖桅号子、起帆号子、闯滩号子、下滩号子等若干形式。但最悲壮,最能体现川江号子精神的莫过于拉纤号子,摆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的纤夫石,一道道深深的绳痕槽沟,就足以说明一切。试想,如果没有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如果没有征服任何艰难险阻的雄心壮志,在川江是不可能有纤夫出现的,是不可能有一代又一代的船工将川江船运业延续数千年乃至于今天的,也是不可能有最能体现船夫性格而享誉世界的川江号子的。

 

(四)

川江号子是力的呐喊,是不屈命运的抗争,是征服大自然的宣言,是团结拼搏的号角,是巴人魂灵的记录和重庆人面对困难所向披靡的精神写照。总之,用一位精于川江号子咏唱的老人之话说就是:“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那魂魄是什么?大致说来,就是勤劳、吃苦、抗争、执著、智慧、奉献、团结等特性。

依托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江河生存的古代巴人,其勤劳是毋庸置疑的,试想,在湍急恶流中求生,在穷山瘠壤中刨食,没有勤劳是根本不可能的。巴人的后代及其在巴地生存的巴渝人,其勤劳是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产粮大县、养猪大县、水果之乡等名号,就是其明证。一代又一代在江上挣扎的船工们、水手们,推船驾舟,风里来雨里去,长江“黄金水道”的美誉,就是他们勤劳的结晶。

吃苦,与勤劳是孪生的。在山峦重叠、急流险滩面前,生产力又是那么的落后,注定苦难重重,险阻道道,要生存,巴人就必须吃得苦才行。川江航道,自古弯曲狭窄水急滩多礁石遍布,荷重的船只逆流而上,必须凭靠人力纤拉。沿岸许多突兀的顽石被纤绳刻磨下一道道深深的槽沟,沿江两岸被船夫们一步一个脚印踏踩出来的羊肠小径,记录着无以数计的苦难,分明地体现出巴人以及巴渝儿女们的吃苦精神。

向命运抗争,向大自然抗争,向贪婪邪恶的敌人抗争,是古往今来在巴渝大地上生存的人们的生存哲学。渔猎生产,落后的农耕,青铜冷兵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殷商、楚国等敌人的步步侵犯,巴人的抗争是全面的,是顽强的。巴人以强悍著称,立国数百年,则足为明证。面对苦难,面对险恶,川江船夫们不屈不挠,用高亢激昂的劳动号子表达他们的抗争精神。当年日寇侵华,对山城重庆进行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重庆人伤亡惨重,山城遭受空前的浩劫。可是,重庆人没有屈服,更加同仇敌忾奋起抗倭。改革开放后的巴渝儿女,一往无前地征服长江等天堑,使重庆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桥都”,“天堑变通途”。

执著,是巴人的性格,也是重庆人的性格。巴人逆流而上,向西挺进,不为任何困难吓倒,不为“盐水女神”迷惑,不为强敌侵扰,为了部族的安居乐业,务要建立自己的方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不畏血雨腥风,抛头颅洒热血,执著地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当年的川江船夫们,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沿江坎坷的小径浸透了不知多少汗水甚至鲜血,汹涌澎湃的江水吞噬了不知多少生命,可是,他们仍然一辈又一辈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地唱者号子撑船拉纤,从来没有停息过。现今仅在世的几位川江号子的传人,为了不让这个民间文化瑰宝失传,不顾命运的多艰和世俗的冷眼,数十年潜心收集整理川江号子,并四处奔波咏唱。出身船工家庭的陶鹏,不但坚持将川江号子唱到海内外,已届耄耋之年的他还积极奔走呼吁并最终牵头成立了“重庆川江号子学会”。

巴人是有智慧的,重庆人也是有智慧的。从三峡库区出土的大量巴族文物来看,不论是青铜器还是陶器,不论是渔业还是农业,巴人都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业绩。那些至今还令我们无法想象的千仞壁崖上的巴人悬棺,说明巴人的智慧非同一般。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将古代重庆人的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川江船夫们在劳动中创作出来的川江号子,大量地运用了文学的赋、比、兴手法,并且各类号子齐备、数以千计曲目,有时候还即兴咏唱,可谓绝对的智慧,绝对的诗人。流行三峡奉节一带的民间歌谣“竹枝词”,不也如此吗?至于如今的重庆人,更是用智慧将旧貌换新颜,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在巴渝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性就是奉献。当年的巴人为了让正义战胜邪恶,毅然出兵帮助周武王讨伐殷纣王,赴死沙场也在所不惜。古老的川江上的船工们,用汗水心血甚至生命开辟了“黄金水道”,繁荣了航运商贸,不用说就是一种奉献。红岩英烈们对革命对民族的奉献,更是有口皆碑。如今重庆人的奉献事迹可谓举不胜举,比如三峡库区的移民们,“为国家舍小家”,举家离开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故土,感动世界。

团结精神,从古代的巴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重庆人,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巴人由少聚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没有团结精神是不成的。试想,在伐纣战争中,巴人军队都是前歌后舞,如果没有团结精神,没有统一的步调,莫要说打败敌人,就连千万人要高唱合拍的战歌劲跳有节奏的战舞也是困难的。川江船工们一出行就必须团结,一只木船要数人乃至数十人集体行动,纤夫们个个匍匐着身子得哼着一个调子艰难地行进。可以这样说,一唱众和的川江船夫号子,本身就是团结协作的符号,就是和谐共生的表征。而今这种精神,在巴渝大地处处可见,在重庆人身上时时闪现。

 

参考文献

《巴渝文化》(第三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

《巴渝民俗风情》,余云华著,重庆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编审:南山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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