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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笃文论1·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

时间:2021-09-11     作者:熊笃【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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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熊笃,1944年生,重庆长寿人。巴渝文化网顾问。历任重庆师范大学、工商大学教授、旅游系主任、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督导组组长;兼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资料专委会副主任,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府旅游经济发展高级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中国元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重庆诗词学会、重庆市文史研究会、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2009退休。出版有《唐天宝文学编年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新编》《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国古典文献学》《巴渝神话传说》《巴渝古代近代文学史》《巴渝文化研究》《书剑斋古代文学论丛》《书剑斋古典文学鉴赏集》《书剑斋诗赋词曲文集》等15部,出版75万字长篇小说《无垠的奋挣》。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元代分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获省部级社科二三等奖5项、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3项。事迹被中外20多部《名人辞典》收录。


 

    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


摘  要:从民族来源、祖先世系、图腾崇拜论述了巴与蜀、巴与楚在文化渊源上的不同;再从行政区划上论述了巴与蜀在3000多年历史上的九分九合,分多于合;进而从文化分类原则、文化积淀原则、文化个性原则和“巴渝”二字的渊源、内涵四个方面论述了只有“巴渝文化”才能代表重庆的主流文化。

关键词:巴蜀文化  巴楚文化  异同  巴渝文化  主流文化 

 

提到“巴渝文化”,学界少数同志尚存歧义,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过去长期称“巴蜀文化”,不能因为重庆直辖行政区划改变,就突然冒出个“巴渝文化”来,巴蜀长期以来都属四川省,因此“巴蜀文化”密不可分;二、巴渝文化只是重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庆还有三峡文化、抗元文化、陪都文化、红岩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等等,巴渝文化不能涵盖古今重庆的多元文化;三、巴渝文化已成为历史,重庆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应立足于当前。笔者近年来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听到上述观点,目前,重庆市为作“十一五”文化战略发展规划而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对这些问题仍是众说纷纭。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具陈管见,就正于方家。

 

 

一、论巴与蜀、巴与楚在文化渊源上的不同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有其最初的渊源。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文化寻根热”,就是为了证明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巴渝文化是否有独自的源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与蜀文化楚文化进行比较论证。

 

1、巴、楚与蜀民族来源不同:巴楚同属苗蛮,蜀族源自氐羌

巴祖廪君,先秦文献《世本·氏姓篇》明言:“廪君之先,故出巫蜑。”[1]蜑,《说文解字》解为“南方夷也。”《华阳国志·巴志》载涪陵郡“多獽、蜑之民。”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都谓“蜑户”为“南方水居蛮”,“以舟为家”“常业捕鱼”。说明巴族源出巫部落,属于南蛮水上居民。恰与巴国时期巴人都傍长江、嘉陵江沿岸而居的事实相吻合。

《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臷国在其西。”按三苗是楚民族渊源,臷国即《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说的巫臷国。“巫臷”又称“巫蜑”,臷(zhi),又读:叠die 、铁tie、替 ti多音,注家谓臷、蜑双声,皆一声之转。故《山海经》中的“巫臷”、“臷国”、“臷民”与《世本》中“巫蜑”,所指皆是与三苗比邻的巫巴部落,三苗在赤水东,巫臷在赤水西。赤水即今从陕西流入汉水的丹江。

《战国策·魏策》和《史记·吴起列传》都载吴起对魏王说:“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三苗最初居赤水(今丹江)之东,今豫西南,后东夷九黎首领蚩尤被炎黄联盟打败则转徙到长江中游与南蛮融为苗蛮集团【2】(当时还有华夏、东夷共三大集团)此时巴人也南迁到洞庭湖西。《吕氏春秋·知分篇》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丹水即赤水,南蛮即包括三苗和巫巴。又《淮南子·本经训》载:“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羿乃臣服于尧的东夷名将;修蛇,本为“长蛇”,为避汉淮南王刘长名讳而曰“修蛇”。《路史·后记》卷十载此事则云“羿屠长蛇于洞庭。”罗苹注:“长蛇即所谓巴蛇,其墓,今巴陵之巴丘,在州治侧。”从“其墓”二字则知巴蛇即指巴人,因为真蛇无须墓葬。而“巴”,《说文解字》谓“食象蛇”;蜑,也写作“蜒”,蜒,蛇行状。《楚辞·大招》:“蝮蛇蜒只。”可见“巴蛇”是指巴人,“羿屠长蛇于洞庭”,是说巴人在洞庭被羿打败,死亡惨重。故《江源记》《浔阳记》《元和郡县志》等都不说修蛇、长蛇,而直说“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凡此,皆证明巴人与三苗混居于洞庭一带,而中原的帝尧“战于丹水浦”,派羿“屠巴蛇于洞庭”,都是为“以服南蛮”。也证明巴人和三苗同属南蛮族系。殊堪注意者:蛇不仅是巴人的图腾崇拜,也是三苗的图腾崇拜。《山海经·海内经》:“有人曰苗民(郭璞注: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益证巴人与三苗同属苗蛮族系。

而古蜀民族,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云:“关于蜀人的族属因材料缺乏,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属氐羌系统即藏缅语族。因为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传说,多在今岷江上游,而这些地区自古以来为氐羌活动之地。”的确,一般认为蜀人源出氐羌,尚待进一步定论。但是,从目前仅有的资料中,却至少可以证明巴、蜀族源明显不同。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择、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与巴族廪君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明显不同;《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又与“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同前《后汉书》)不同;《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与巴人船棺葬俗明显不同。又《山海经·海内经》载蜀之祖先昌意之子韩流“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这与巴人图腾“人首蛇身”也显然不同。《尚书·牧誓》伪孔传:“蜀:叟。”而“叟”,古代就指西戎氐羌诸族。凡此皆可证明,巴与蜀的民族渊源皆无任何相同之处;而巴与楚则同属苗蛮族系。

 

2、祖先世系:巴是伏羲后裔,蜀是黄帝后裔,楚是炎帝、祝融后裔

《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路史·后纪》:“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太皥即伏羲,又称庖羲。《世本·帝系篇》:“太昊伏羲氏。”昊通皥。《帝王世纪》:“太昊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

伏羲乃三皇之首,伏羲之后才是神农炎帝,炎帝之后才是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司马贞《索引》曰:“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自身。”可见伏羲子孙衰落,神农氏兴;神农子孙衰落,轩辕氏黄帝才兴。据此巴人祖先是伏羲三、四代孙,应比黄帝还早。

而蜀人祖先是黄帝子孙。《世本》明言:“蜀王每世相承,为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索引》注:“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又《华阳国志·蜀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西陵”即汉武帝时所置蚕陵县,东晋已废,故城在今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之叠溪,正是岷江发源地。可见黄帝正妃嫘祖、其子昌意之妇、其曾孙高阳子鲧之妇(禹之母)皆蜀人。他们的嫡系多为帝王,庶系则为蜀王。

楚人的先祖,按《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则楚之先祖是黄帝之孙颛顼和五代孙祝融。但这是在西汉大一统背景下重排过的谱系。与先秦文献多有不合。例如屈原《离骚》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但并未说高阳即颛顼。相反在《远游》中既写了“高阳邈以远兮”,又写了“从颛顼乎坛冰”,二者显然是两个人。在已出土的楚器铭文和楚简墨书中,全无黄帝的影子;相反,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中,却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说明祝融并非黄帝子孙,而是听命于炎帝的。《白虎通·五行》说:“炎帝者,太阳也。”《国语·周语》记周太子晋说,佐禹治水的四岳为姜姓,姜姓崇奉炎帝,即高阳。知高阳非指颛顼而是炎帝。而祝融是高辛帝喾(又称帝俊或帝舜)赐予火正的称号,并非姓名。帝俊是东夷古帝,也非黄帝集团,而是伏羲之后,“楚人先民曾经依附于崇奉高辛的东夷部落集团”【3】

楚国的公族就是祝融后裔的芈姓。大约在商末芈姓的酋帅鬻熊及其部众就居住在丹水之阳而称丹阳,鬻熊就是楚国的奠基之主。周成王时,鬻熊之曾孙熊绎率楚人南迁至荆山东麓,因曾尽心接待过奔楚避馋的周公,被周成王封为楚君,子男爵位。【4】是知楚被周封为子国,尚晚于周武王所封的巴子国。

纵上可知,巴人先祖乃东夷集团伏羲的后裔,楚人乃炎帝后裔,但因祝融曾依附过东夷集团在帝俊手下任火正,故巴与楚虽不同世系,但其关系却比巴与蜀还要近一些,因为蜀乃黄帝的后裔。

 

3、图腾崇拜:巴崇蛇、虎,蜀崇蚕、鸟,楚崇凤凰

巴人分为龙蛇巴、白虎巴、鱼凫巴、鳖灵巴四支。龙蛇巴人图腾为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吐其骨。”同书《海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列子·黄帝篇》:“庖羲氏、女娲氏……蛇身人面。”前引古地理书《江源记》《浔阳记》都载:“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龙蛇巴人在洞庭被羿惨败后,余部西迁宕渠至阆中嘉陵江沿岸,成为板楯蛮巴人,又称賨民。

白虎巴人图腾为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焉。”白虎巴人从巫山东迁至今湖北长阳县武落钟离山。长阳县即汉代佷山县,隋改为长杨,唐改为长阳。《水经注·夷水.》和《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记载了巴蛮五姓在佷山(武落钟离山)比赛掷剑、浮船而立廪君之事。《长阳县志》还记载“巴人廪君化虎处:白虎陇,在长阳县西峡口东村……旧志谓廪君化白虎处指此。”今巫山至鄂西一带出土的巴国兵器、乐器上多有虎头图案。白虎巴人后从清江西迁至枳(今涪陵)定都,再至江州(重庆)定都,正式建立巴国。

至于鱼凫巴、鳖灵巴,分别沿长江上溯西迁,在川西建立了鱼凫、开明两个蜀王朝。今广汉三星堆王城即鱼凫王朝的王宫,从其文物上多鱼凫头图案知其图腾为鱼凫(鱼鹰)。而鳖灵所建的开明蜀王朝,“开明”乃虎,可能也是白虎巴人的一支,其图腾应为虎或鳖。

蜀人最早的图腾应为蚕,前节世系所述,蜀王乃黄帝庶系后裔,而黄帝正妃嫘祖就是蚕神,且是西陵(今四川蚕陵县)人。《路史·后纪五》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直到南北朝时,尚有“祭奠先蚕西陵氏神”(《文献通考·郊社考》)的风俗。“蜀”字,《说文解字》:“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段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明天启所修《成都府志》云:“蚕丛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蚕桑,俗呼青衣神。”以后的蜀王望帝杜宇死后魂化杜鹃鸟,【5】则是鸟图腾。

楚人图腾,据张正明、滕壬生、张胜琳《凤斗龙虎图像考释》认为:楚人尊凤,喜以凤喻人,其渊源是远古的图腾崇拜。则凤凰是楚之图腾。

 

 

二、历史区划:巴与蜀的九分九合

 

在3000年文明史进程中,巴与蜀在行政区划上经历了九分九合。分,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和,产生了交融的文化共性。

从夏、商、周,至汉武帝元封五年(前2146—前106)共2246年,是巴族、巴国、巴郡与蜀族、蜀国、蜀郡分治时期。从西汉元封五年全国置13个刺史部起,到西晋建立(前106-265)共371年,是巴蜀第一次合治,巴郡、蜀郡同隶属于益州刺史部。从西晋建立至李雄建成汉政权(265-304)共39年,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分属于梁州、荆州;蜀郡仍属益州。这是巴蜀第二次分治。成汉国(304-347)这43年是巴蜀第二次合治。从东晋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到东晋灭亡(347-420)共73年间,巴郡、涪陵、巴东、建平四郡均属梁州,蜀属益州,这是巴蜀第三次分治。从南朝宋建立到梁普通四年(420-523)这103年间,巴郡、蜀郡同隶属于益州,巴东、建平二郡属荆州,这是巴蜀第三次合治。从梁普通四年经陈、隋至隋亡(523-618)这95年间,梁将巴东、建平郡置信州,巴郡、东阳、涪陵、宕渠、临江等六郡属楚州,信州、楚州与益州同级;隋废除刺史部大州,只设州(郡)、县两级,渝、合、信、开、黔等州均与蜀州同级。这是巴蜀第四次分治。整个唐代(618-907)共289年,始设天下州郡为十道,后增为15道。至德前巴属山南东道、黔中道,蜀属山南西道;至德后巴属剑南东川节度使司,蜀属剑南西川节度使司,这是巴蜀第五次分治。五代十国(907-965)共58年间,巴蜀均为前蜀、后蜀统治,是巴蜀第四次合治。北宋时期(965-1127)共162年,渝、涪、黔、夔均属夔州路;蜀属成都府路,是巴蜀第六次分治。南宋时期(1127-1279)共152年,置川峡四路制置司,统辖四川,是巴蜀第五次合治。从元朝灭南宋后到明玉珍建大夏国(1279-1361)共82年,元设四川行省,是巴蜀第六次合治。大夏国时期(1361-1371)定都重庆10年,成渝两府,是巴蜀第七次分治。从明洪武四年到清朝灭亡(1371-1911)即明清两朝共540年,巴蜀均为四川省,是巴蜀第七次合治。从辛亥革命蜀军政府成立到抗战重庆成为特别市、陪都(1912-1937)共25年,是巴蜀第八次合治。从国民政府迁重庆到解放后西南行政区和特别市撤销(1937-1954)共17年,是巴蜀第八次分治。从重庆划为四川省辖市到成为直辖市(1954-1997)共43年,是巴蜀第九次合治。1997年重庆直辖至今是巴蜀第九次分治。

综上,巴蜀九次分治共2939年,九次合治共1416年,分治多于合治1523年。但分治上古期较长,而合治近古近代较长,从南宋至今只有大夏和陪都两次短期分治外,1300多年再未间断,故在今人眼中,巴蜀已成一体。同为四川省,同属四川方言;共同产生了川剧、连箫、花灯、荷叶等四川地区的戏曲艺术;风俗习惯也大体趋同,如都喜欢吃麻辣川菜、火锅,都盛行坐滑杆等;明清以来都接受湖广填四川的大量移民……这一切,都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诸多共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巴蜀在民族、世系、图腾都不相同,特别是远古、上古长期分治所形成的异质,在中古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保持着诸多明显不同的文化个性特征。加上古代成都一带教育发达,工商业繁荣,川西平原交通便利,西汉武帝时蜀郡太守文翁教化,唐代天下城市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称,这些都是地处高山峡谷的重庆地区所无法企及的。所以从《华阳国志》直到明清,都有“巴出将,蜀出相”,或“蜀出文豪,巴出武将”的说法;在性格上,成都人温雅悠闲,娴于辞令,重庆人粗豪直切,勇于尚武;在宗教上,蜀是道教的发祥地,巴则是原始巫教的发祥地;在语言上,虽同属川音,但至今成渝口音一听便知殊途异趣……所有这些,又是文化源流异质造成巴、蜀的文化个性。

以上从巴蜀文化渊源和历史分合来考察,证明“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就其共性而言固可成立;而“巴渝文化”这个概念就其个性而言,同样可以成立,它决不是重庆直辖后才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科学的事实依据。

至于巴楚文化,也多交融:一是二者同为苗蛮集团,在远古时代曾长期在丹江、汉水、洞庭一带比邻混居;二是巴、楚正式立国后,因地界相邻,曾有很多交流,如巴楚联合伐邓(前723)、联合伐申(前676)、联合伐庸(前661),分别见于《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文公十六年;楚共王的爱妃中有“巴姬”(《左传·昭公十三年》);神话中巴国的巫山神女与楚怀王梦中幽媾(宋玉《高唐赋》);巴国民歌《下里巴人》传到楚国郢都,属而和者数千人(《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巴蔓子请楚军为巴国平内乱(《华阳国志·巴志》);后来楚国占领巴国的黔中郡,“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同前);《楚辞》中弥漫着巫风,屈原故乡秭归就紧靠巫山,巴国巫文化对楚文化影响很大;北宋欧阳修贬夷陵(今宜昌)所记当地民房状况,实为巴人吊脚楼遗风;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多来至楚地;至今鄂西口音与川东仍很接近而与成都却差距较大。凡此皆巴楚文化交融的一面。但如前所述,巴与楚毕竟在民族支系(巴属南蛮,楚属三苗,合称苗蛮集团)、祖先世系、图腾崇拜等渊源不同,因而仍多文化异质而各自形成独立的鲜明个性特征。

 

    

三、“巴渝文化”能否涵盖或代表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

 

时下重庆有些同志热衷于罗列一大堆文化概念:巴文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三国文化、抗元文化、陪都文化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现代都市文化、码头文化、火锅文化……有位学者型部门领导认为:重庆文化包括四块内容:巴渝文化、抗元文化、抗战文化(含红岩)、现代都市文化。问题是:这些“文化”在逻辑概念上能否相互并列?其中能涵盖重庆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首先,按形式逻辑和语法规范:必须是用同一个标准来分类,才能构成类概念的并列关系。例如文化分类,从地域上分,有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等,中国之内又可分为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秦文化、楚文化、晋文化等等;从民族上分:有汉族文化、满族文化、蒙族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等等;从宗教和思想信仰分: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等;从地理地形分:有平原文化、高原文化、盆地文化等等。但我们却不能把上述不同类的概念用顿号排列构成并列关系,例如说:中国文化是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古代文化、现代文化构成的。这就犯了逻辑和语法的错误。前面罗列的一大堆重庆文化的概念就犯了类似错误:巴渝文化是从地域空间来分类的,“抗元”“抗战”是从时间来分类的,“现代都市”则是兼有时空来分类的。把它们并列起来,在逻辑语法上都讲不通。因为抗元、抗战、现代都是在巴渝这块地域上发生的阶段性文化。

第二、“主流文化”必须在地域上有一定稳定的空间界限(例如某个国家、某个地区),在时间上必须有较为悠久的历史积淀,才能形成该地域人类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共同生产方式、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文化心里素质和性格特征。这种稳定的共同体特征,没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是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的。例如成渝两地人,直到今天,语言和性格都明显不同,就是根源于长期的历史文化的积淀。抗战、红岩时期的文化都只有几年时间,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积淀,所以中央领导也只提“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而不说“井冈山文化”、“延安文化”、“红岩文化”,这是很科学的概念。

第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流文化概念,必然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例如“华夏文化”、“儒家文化”,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有此文化;同样“巴渝文化”在全中国全世界也是找不到第二个的。但“抗元”,却并非重庆独有,湖北襄阳,广东崖山等地都很著名;“抗战”,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到处都有抗日名胜古迹;至于“现代都市文化”全世界任何大都市都有。因此这些提法都不具备独一无二的个性特征,只有“巴渝文化”才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主流文化必须既能涵盖该地区的文化根源,又能贯通古今各阶段的支系文化。“巴渝”不仅代表地域,也蕴含了民族渊源、图腾象征、山川地名、历史沿革等多重意义。《说文解字》:“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故含有巴人原始图腾崇拜意义;重庆地区是古代巴人、巴族、巴国、巴郡的地域,从巴族到巴郡就有近3000年历史,故“巴”字含有民族来源的意义;川东地区很多地名都带“巴”字,《水经注》就有巴岭山、巴山、巴江、巴溪、巴水、巴子梁等,至今尚有大巴山、巴中、巴县、巴东、巴峡等地名;“渝”字,嘉陵江古称渝水,又称巴江。《华阳国志·巴志》:“阆中有渝水,賨民(板楯蛮,龙蛇巴人)多居水左右。”“李严更筑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水(长江)通水入巴江,使成为洲。”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巴郡为渝州,唐五代仍之,直到北宋末崇宁元年(1102)改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升为重庆府。渝州存在了519年,但元明清至今,重庆一直仍被全社会约定俗成简称为渝。由此可见,“巴渝”二字具有历史地理、区划沿革的意义。

“巴渝”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相如《上林赋》:“千人唱,万人和……巴渝、宋蔡,淮南、于遮。”西晋郭璞注:“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西汉桓宽《盐铁论·刺权篇》有“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指权贵们在堂上欣赏巴渝舞。班固《汉书·礼乐志》还记载了“巴渝鼓员”的配置。往后谯周《三巴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宋书·乐志》《晋书·乐志》《华阳国志》《隋书·音乐志》、新旧《唐书·音乐志》《通典》《乐府诗集·古今乐录》和杜甫诗以及当代的《音乐词典》《大百科全书》等,都提到“巴渝乐”、“巴渝舞”。从西汉到现在,“巴渝”二字连用的文献一直未断,已有2200多年历史。“巴渝乐舞”已成为巴渝文艺源远流长的代表。

所以,如果重庆文化要寻找一个能贯通古今历史源流的、代表主流而又具有地域文化个性特色的文化,那就非“巴渝文化”莫属。

至于有的论者认为:“巴渝文化已成为历史,讨论重庆文化应立足于当前。”后一句话正确,前一句话未免片面。片面的根源在于把“巴渝文化”误解为仅仅是指古代。如上所述,“巴渝”二字在地域位置、文化内涵上是贯通古今的,至今仍留下很多带有“巴”字和“渝”字的地名,除前文已述的山水地名外,现有的行政区划名称还有渝中区、渝北区、巴南区;街道名有渝州路、渝碚路、汉渝路;其他有渝州宾馆、渝西学院、渝澳大桥等等。人们至今仍习惯简称重庆为“渝”,如铁路有成渝线、襄渝线、渝黔线、渝怀线等;高速公路有成渝、渝长、渝合、渝湛、渝涪、渝万、渝邻等。这些名称,既是民间自然的约定俗成,也是经过国家或地方政府批准,载入挡案史册、画入交通地图、制成路标牌了的。全中国都知道巴渝就是重庆,重庆就简称渝。来过重庆、或看过中国交通地图、或对中国大城市有些常识的“老外”,也都知道重庆简称渝。我们重庆人自己为什么一提“巴渝”反而会误解为指古代呢?究其实,“巴渝”可以涵盖“重庆”的全部意义;而“重庆”却不能涵盖“巴渝”的多重意义。因为“重庆”是南宋才取的名,其意义也不过是宋光宗个人的双重喜庆;而“巴渝”的历史却悠久得多,内涵也丰富得多。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依据能指出“巴渝”这个“古代”的时间下限是哪朝哪代,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巴渝文化已成为历史”了呢?退一万步说,就算它是历史,今天讨论重庆文化,难道不是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来发展创新,而是凭空新生出一个“重庆文化”来么?人类社会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是割断历史传统而凭空新建的,而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文化”的权威定义,已被各种工具书广泛引用而成为常识。因此,只有批判地继承、弘扬历史文化的精华,才能建设、发展好今天的文化。不懂得历史,就不懂得现在,也无法懂得未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6期)

 

注释:

[1]《世本》已佚,清人有《世本八种》辑佚本。巫蜑,一本作巫诞。

[2]此说见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3]、[4]参见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第二章第一节《楚族源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蜀中广记》卷59引扬雄《蜀记》。

 

              编审:南山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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