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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坤·鲁迅先生与中医的“恩怨情仇”

时间:2021-08-12     作者:张坤【原创】   阅读

 

很多人记住了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确确实实,先生是说过这句话的。其实先生说这话是有原因和背景的。这与鲁迅的成长经历,早年父亲病逝有很大关系。

先来看他爹的病。鲁迅他爹叫周伯宜,是1893年冬开始生病的,然后一病不起到1895年秋冬逐渐严重,直到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去世,年仅37岁。

那一年鲁迅才15岁,可谓早年丧父亲。这是一个天大的打击,直击他青春期叛逆的小心脏,这一击,可谓一万点伤害,直接影响到他今后的一生。乃至成年后,父亲当时病重,痛苦就医的情形历历在目,可见对他打击非常大。

他父亲得的啥病呢?1893年秋,鲁迅父亲再一次参加“高考”乡试,他父亲屡试不第。鲁迅的爷爷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怕儿子再一次考试失败。

于是通过贿赂监考官的方式想作弊,但是人家愿意收钱但不愿意开收条。买卖不成,友谊小船说翻就翻,合作失败,人家揭发了。

鲁迅他爹正在杭州参加乡试,刚进考场就被抓起来了,结果试没考成,还被革去了秀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蚀把米!鲁迅他爹在精神上深受打击,抑郁、愤怒,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什么别人的人生都是赢家呢?想不通,郁郁寡欢,只能借酒消愁。

喝到醉的时候还经常借酒发飙,甩筷扔碗,骂人。鲁迅经常跑去广街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绍兴人饮洒习惯,喜欢用水果来下白酒(烧酒),可见他爹喝的酒度数还不低。

这就样,几个月过去开始病倒,最后每况愈下,病入膏肓。到底是啥病?

在鲁迅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描写父亲一些病症:水肿、呕血、牙龈出血、何廉臣用败鼓皮丸治疗等。

从他父亲得病的原因,状态,还有后面的症状表现。可以推断他的病史肝病,而且是比较重的。

郁怒伤肝、又长期喝酒伤肝,到后期、什么肝硬化、肝腹水就来了。你看他病到后来都是肝病重症表现:吐血、肚子胀大、水肿等。

他爹病的那么重,中医搞不定,吃了很多中药,他心理有阴影。当时,请了两位诊金高昂的人称的“神医”来看,开了不少方、用了不少奇特的药,却无一见效,最终父亲还是死了。

而听说那神医还天天坐着骄子阔气着呢、生活好得很、还康健,听了如何不叫人生气。

看他的文章《父亲的病》写到,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原文,再他看来,请到的两味神医,医术不行,医德不咋滴!你看,我爹被你们治死了,你们还过多那么开心、那么风光!可见他对医生的印象非常不好,对中医的印象也很不好,这就是他的童年阴影啊!再他后来的文章中父亲的病中,他用了一个很不友好的词来描写他跟医生的交往“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周旋啊,跟来看病的医生周旋啊!

看到这。他不相信中医,你能理解吧?他是一个受害者,父亲的病逝,对还是青春期的他来说是一个巨大伤害,这个伤害变成了一种潜意识,在成年后,他从骨子里就是不相信中医,不信医生的。你说这样一个人,他不反对中医,谁来反对!?

他父亲的病,在中医看来是膨胀病。是一种疑难的慢性病,古代中医有四大难治之症“风、痨、膨、脆”。其中膨胀一证没人敢说能治好,有谚说“神仙难医膨胀病”。《黄帝内经》认为:五脏之气表现在脸上,青黑如死草,是死症;黄色如枳实,是死症;黑色如煤烟,是死症;赤色像败血,是死症;白色如枯骨,是死症。我们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中,"扁鹊望蔡桓公而还走",也是因为扁鹊从蔡桓公脸上的气色,已观察出病已不治。在古汉语里"走"是跑的意思,可见即使是神医,也怕担上医治不力的干系。鲁迅由于对父亲的死“也很抉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原话)。

再后来,跑去日本学西医,原因就在这儿啊。用清代医家吴鞠通的话说:“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他爹的病已经是晚期了,都肝腹水了,放在今天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一样救不了。说回来,他是没遇到好的中医,如果遇到好的中医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父亲的病情得到改善,并延长寿命。

鲁迅跑到日本学西医,而在这时期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汤本求真的日本人他在拼命学中医!

汤本求真,1901年,25岁,毕业于金泽医学专科学校,开始了西医的行医生涯。开始供职于医院,后自己开诊所。1906年,汤本求真的长女患疫痢而死。作为西医生,看见女儿死去竟然无术医治,使他深受打击,精神几乎绝望“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着之《医界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之传,不绝如缕。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既以稍明此学,不忍终默,窃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他对西医的信念动摇,一边治病,一边潜心学习中医。后来立志复兴日本汉方医学,1927-1928年间,陆续出版《皇汉医学》三卷,全书基本上是研究我国医圣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为主,成为日本皇汉医学的一代宗师。

汤本求真,1930年,并广招弟子,开山立派,弘扬汉医。收徒大冢敬节(1900~1980)。

西医毕业的大冢敬节1930年2月拜汤本求真为师,在临床上去虚饰,重临床实际,在经方研究与运用方面具有相当造诣。许多国人都受他影响,包括明国的许多中西汇通大家。现在很有名的黄煌也是学的这一派。1972年9月,日本医师会授予大冢敬节“最高功勋奖”,奖励其为汉方医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1981年,汤本求真的纪念碑在兼六园旁的金泽神社内落成,以彰显他几十年如一日为弘扬汉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不仅在日本被誉为汉医复兴之父,而且被誉为中西医结合的先驱。

其实鲁迅的一生并不完全反对中医,尽管鲁迅早期对中医进行抨击,但他并没有与中医绝缘,反之还有所应用与研究。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不时地用中医方法疗病。如日记载: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从1912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多处可见这种活动的记录。这与鲁迅身体多病有关,许广平回忆:“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五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仅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可见,鲁迅因身体多病,亦不断在中医里寻找办法,表明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医学。

鲁迅虽然有嘲讽中医的言论,但同时也在读一些中医古籍,做过一些研究。如《鲁迅日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1923年2月2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本草衍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此套医学丛书包括《褚氏遗书》《肘后备急方》《元和纪用经》《苏沈良方》《十药神书》《加减灵秘十八方》《韩氏医通》《痘疹传心录》《折肱漫录》和《慎柔五书》等。

鲁迅不仅多次去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修补中医书籍。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鲁迅还将中医古籍与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

由上可见,鲁迅对中医的病因学、脉学、针灸学、方药学都有涉猎,购买这些中医古籍恐怕不是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1930年以后,几乎未再见鲁迅对中医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在生活中利用中医药为家人治病,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对中医给予客观的评价。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记里,有4次鲁迅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往仁济堂买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鲁迅用带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张“王牌”,往往“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其效颇佳。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记载,1932年,她背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好自己患了几个月的带下病,使“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

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还回忆: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常涉及《本草纲目》或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

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56年10月发表于《新港》杂志的《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中谈到上海时期,鲁迅与周建人常闲谈,鲁迅对《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不仅“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鲁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在见识了白凤丸的效果后,鲁迅不仅“很热心的向熟识的朋友介绍”,“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还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

周海婴和许广平的这些材料,似乎指向鲁迅晚年的中医观发生了转变,许广平解释这种转变,是因为晚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周海婴、许广平的材料和观点被后来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医界研究者,将之视为鲁迅中医立场转变的铁证,每当中西医论战回流之时,鲁迅往往首当其冲。研究鲁迅的中医观,首先要辨析周海婴、许广平的观点。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如1930年发表的《好政府主义》:“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也一直没有断过,1933年4月25日还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

随着年龄与阅历增加,鲁迅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变得较为冷静和全面,对中医药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1930年鲁迅翻译了《药用植物》,《药用植物》系《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学生。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晚年给予青少年的珍贵馈赠,与其对中医的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

他在发表于1933年的《经验》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1933年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里说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宇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见,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正如周海婴所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时所说:“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且耗费大量家财,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不过,有学者指出,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仍在读中医之书,用中医之法,感受中医之效。

可见,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鲁迅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后,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1930年以后,鲁迅对中医的评价已相当客观,且意有褒扬。


编辑:非非主义

编审:南山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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