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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红色文化展播4·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

时间:2021-07-11     作者:瑞金红色文化传承协会【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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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使命向为人知的是“调敌”,即跳出中央苏区,深入国民党统治的东南各省,以调动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由于“调敌”不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突围长征,红军北上抗日遣队也就没有完成使命,因而无功绩可论。其实,这是有欠公允的。稽诸史料史实,可知当年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赋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并不仅仅是“调敌”,还有别的更具意义的任务;这支部队在组建后的一年多里所进行的军事政治斗争及其余响,无不给人以英勇而悲壮的印象。

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趋严峻。蒋介石以其精锐从左、右两个方向对红军主力军形成包围,并企图构筑北线的进一步的横线封锁,以便最后可由北向宁都、瑞金前进,同时李延年纵队则由连城向宁化、石城前进,以便最终切断福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其兵力非常单薄,且无堡垒,在闽北、浙江、安徽一直到长江均未驻扎敌人大的兵力。在此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正加强福建、浙江沿海一带的侵略。

就是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保卫苏区,保护中国抗日武装中坚——中国工农红军,同时践行党的抗日主张,率先在全国举起抗日旗帜,决定组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到抗日前线去。

1934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党中央、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旋即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等,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担负起各项光荣使命。其军事任务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简称《作战训令》)规定为:

(一)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

(二)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

(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

(四)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其政治任务“是更加重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简称《政治训令》)如此强调,具体规定为:

(一)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扩大与提高福建、浙江及一切自己行动及其周围的区域中的群众的反日斗争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高点。

(二)根据党的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纲,宣传、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的一切斗争,用一切力量将农民的斗争提高到苏维埃的土地革命的高点,武装工农,发展游击战争,并尽量给现有游击队以政治及组织上的帮助和领导,使之发展成为正式的红军及转变游击区为巩固的苏区。

(三)广大的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猛烈扩大红军,广泛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创立在浙皖赣边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

综合上述作战训令与政治训令所规定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任务),简言之即:一是宣传、发动、组织广泛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二是以游击战争方式袭扰敌人深远后方,调动敌军从中央苏区后撤,即“调敌”,三是创造游击区域以至苏维埃区域,建成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从当年中共中央的认识与谋划来看,显然是一、三两项任务的意义重于第二项。因为在中国的深刻的民族危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1934417日日本内阁独占中国宣言及紧接着的许多新的侵略步骤为标志),而国民党继续且更公开无耻实行投降与出卖政策,引起群众反帝反日情绪极大高涨之时,党必须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反日运动与更进一步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中央与军委决定从主力红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就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及红军是唯一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和组织者,进而揭破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什么“中国不能抗日”“抗日必亡”“攘外必先安内”等),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中国民众间的威信,推进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到新的阶段。这些见诸于《政治训令》的判断,表明党已然认识到此时必须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中国抗日救亡的重任。至于在东南各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其意义不言而喻,更加深远。唯其如此,中央及军委这次是“派七军团长期的到福建浙江去行动”, 而不仅仅是“调敌”的权宜之计。如果说过去在“八年抗战”视域语境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这一使命的重要意义被忽视被低估;那么,在重建“十四年抗战”科学论断后,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与评价这支抗日先锋队的作用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携带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白军官兵书》等文件,以及“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160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成立时有指战员6000多人,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在瑞金,部队改编为第一、二、三师,配备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以及一部分轻重机枪。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对抗日先遣队作战动作预定了分三部的计划,从第二步过闽江后,红七军团即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

19347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于是月下旬进占闽中大田县城,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红七军团一部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缴获日本制造的炸药500余箱及大批炮弹。30日,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 歼敌保安团两个连,俘虏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挺)。当晚,在红九军团掩护下,部队从樟湖坂偷渡闽江,迅速占领闽江北岸要点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的守备部队,俘获人枪近百,胜利完成第一步计划。此时,红七军团已经完全进入白区。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红军。同时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泉州飞到福州“视察”。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他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重要集镇,有守敌四个营。慑于红军声威,敌军连夜逃走。81日,红军进占水口,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纪念“八一”红军成立日大会。会上,宣布了中革军委给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团长王蕴瑞、团参谋长夏忠兴颁发二等红星奖章的命令;以及部队对外正式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的决定。与此同时,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系福建省会,南濒闽江,有高大城墙及坚固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扎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70多公里,沿江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8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出发,绕道开进,途中遭敌机袭击,伤亡七八十人,但部队情绪依然很高。7日,部队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晚即发起进攻。虽然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但红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最终在攻城无望情况下,部队才撤出战斗向闽东转移。在东北石岭、桃源地区,红军与敌人又激战一天一夜,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一批武器,但自己也受到不小损失。

红七军团经过连江附近时,与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根据闽东同志意见,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814日凌晨,在当地党和群众及游击队配合支援下,军团采用突袭战术,一举攻克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1000余人,活捉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

816日至是月末,红七军团在闽北浙西活动,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和庆元县城,又在竹口打垮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堵截,半个月内连打三个胜仗,消灭大量敌军,缴获大批枪炮,红军声威大振。99日,部队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曾攻占清湖镇,消灭敌浙江保安团一个营;胜利渡过江山港,炸桥破路;在大陈地区打垮敌浙江保安团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给敌人以一定的威胁和打击。

10月下旬,红七军团奉命转移去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自瑞金出发以来,至此部队转战闽浙赣皖四省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1600多公里。全军团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一个个艰难险阻,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敌人无数次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企图。红军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近3000人。红七军团孤军转战敌后所起的积极作用,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的这段战斗历程,是不容忽视,更不容抹杀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少共中央局合办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曾经多次报道抗日先遣队活动的消息,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如:

193481日的《抗日先遣队已渡闽江,连获三次胜利正向福州进逼》;

193484日的《抗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大湖,离福州城只有七八十里了!》;

1934820日的《抗日先遣队消灭罗源保安团一营》《闽东纵横百余里已成赤色版图》;

193498日的《抗日先遣队进至浦城以北》;

1934926日的《抗日先遣队发展到安徽》;

1934929日的《抗日先遣队又击溃皖敌一营》。

 

在方志敏领导创建的闽浙赣苏区(即毛泽东在二苏大表扬过的“有很好创造的”模范赣东北苏区),红七军团指战员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和慰问,四个月来的劳累困顿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高涨。1934114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与这里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二十一师。刘畴西任军团长兼第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寻淮洲任第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治委员,王如痴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规定红十军团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的任务。并决定: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兼任闽浙赣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十军团参谋长)。

1118日,第十九师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一路上,击退了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领两个团的尾追,渡过新安江,逼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转向皖南,攻克旌德县城、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淮洲率部独立行动、机动作战,主动灵活打击敌人,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2月中旬,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师在方志敏、刘畴西率领下,于皖南汤口地区与第十九师会合。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多路对红军进行尾追堵击,企图围歼红军。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红十军团决定选其一路予以打击。13日,红军将士进至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准备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打伏击。次日上午战斗打响,开局不错,却因主力配置失当,红二十、二十一师战斗力较弱且不长于正规作战,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寻淮洲师长亲自带队夺回制高点,但他身负重伤,在转移途中不幸牺牲。眼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军团领导决定撤出阵地。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和乐少华又先后负伤。谭家桥之战是红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我军愈益被动。

谭家桥战斗后,敌人纠集近20个团的兵力追赶红十军团。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十军团从193412月下旬到次年1月上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间往返转移,打了十余次消耗战,虽然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进入1月中旬,红十军团已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中,除长途行军十分疲劳外,更有饥饿雨雪的折磨。就在如此极端艰难情况下,红十军团将士们仍然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最终被困在怀玉山的红十军团只有少数人跑回了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人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隐蔽十来天后,不幸被敌人搜捕。在敌人狱中,方志敏等人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方志敏还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3万字文稿,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19358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从容就义,浩气冲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幸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一是敌人力量强大,而抗日先遣队力量弱小,在初时6000多人中,突击补充的新战士就有2000多人,非战斗员约2000人,战士手中的武器有一半多是梭标大刀,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300多担。整个部队呈现新兵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重、行动笨的特点,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二是部队基本在敌后行动,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从而丧失歼敌良机。

主观上,一是中央赋予的任务过重,脱离了实际,而对红七军团领导班子的配备又失当。抗日先遣队瘦马拉重车的情形无须再说。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虽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军事指导员却难有作为;军团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掌握。曾洪易既“左”又右,竟至投敌叛变。乐少华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蛮横霸道,不过凭留苏派名气和“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摆谱指挥。这样的领导体制当然无法创造性地执行本已艰巨的任务。二是中革军委、中央军区对抗日先遣队的指挥调度往往失策欠当。中革军委电令抗日先遣队攻打福州,暴露了部队兵力,引得敌人一直疯狂追堵红军;其后急于要这支部队离开闽东闽北挺进浙西,使部队得不到合理的休整,反而陷入机械运动,几乎天天打掩护仗、遭遇仗的艰苦境地;特别是要求他们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更加脱离实际,使部队处境危殆,险遭敌人合围。而军团关于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以扩大皖赣苏区,以及将部队整编精简机关、自主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却不被中央和中革军委批准;反而不得不奉命穿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转移到闽浙赣苏区。当红十九师在浙皖赣边机动作战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却命令红十军团立即率第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第十九师会合,在浙西地区集结兵力,期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结果遭至受挫失败。三是指挥机关及部队自身未能适应形势变化,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却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寻淮洲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经成为红军斗争史上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激励后来人。

从怀玉山出来的抗日先遣队余部,在刘英和粟裕领导下,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组成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挺进师吸取过往教训,转变战略战术,在浙西南和闽浙边迅速打开新局面,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他们高举抗日反蒋旗帜,同南方其他红色根据地一道,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并于七七事变后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投入全民族抗日斗争的洪流。

 

作者简介曹春荣(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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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稿:瑞金红色文化传承协会

 

       责编:韩昕余

       编审:南山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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