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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明专栏2《背 影 ——山里书事》

时间:2019-08-20     作者:黄华明【原创】   阅读

作家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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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黄华明,男,汉族,1954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长寿区作家协会荣誉主席。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李家沟》上、下部,小小说集《抹不去的影儿》《瓜嫂》《难写的作文》《胖嫂擦鞋》,以及故事文集《白水砣》等。

  主要获奖作品:小小说《最后一次过渡》获重庆市第二届文学奖。


每人都有父亲,都可以写父亲的背影。我写父亲的背影,是关于我家几代人的读书事。推窗望去,远处白云之下的那道黑影儿便是老家的那道山脉了,地图上叫明月山。

老家的小土屋是挂在陡峭的阳坡上。屋后是层层的小块儿沙质梯土叠上去连着松林,只见树梢而不见山顶。微风一吹,滚滚林涛声从上面扑下来,让人听着阴森可怖给以威压,环境造就我从小就对“背靠大山”没有荣幸感而有逆反心理。屋前还是层层叠叠的小块沙质梯土落下去连着深沟,前望就好看了,一目可击山下平坝几十里地的景物,环境造就我从小就有奔远的动能习惯。屋左屋右都有竹,从屋右走十几丈就到了用粗木搭成的小桥。河水是从上面笔直的岩壁处跌落下来的,一大坨一大坨雪白的水,不间断砸入潭中,击起数丈高的水雾震耳欲聋,老家人就叫他白水坨了。老家那儿的有限梯土仅靠种庄稼是养不活人的,注定要去干些别的行当苦苦扒食,一个个的身影就在山道上来来去去。读朱自清笔下他父亲的背影,想到我父亲的背影,所有的父亲都有属于他的生动故事。父亲是一个家的脊梁,有脊梁家就存在,房顶上天天就会冒炊烟,时间就会把生活串联起来,变为脑中可随时翻阅的图景烙印。父亲的读书事,关联着我家的几代人,甚至可说是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说父亲的书事必说爷爷。

爷爷是普通的山民,目不识丁,给人钻山洞子挖煤拖煤为生。他读的是一本苦难生活之书,那一块块黑黑亮亮的煤,就是他天天翻读的书页了。爷爷读煤块书页用语都极粗极短,“嗨!”挖下一块煤;“嚯!”拉出煤来倒在地上喘出一口气。山里的小煤洞我小时候见过,洞儿很小,只能容下一个汉子拉着煤筐子爬进爬出。拉煤汉子赤条条的油黑黑的,我第一印象的黑人就是他们。汉子的肩上像牛一样套着弯曲的枷担,枷担上连着两根粗黑的绳子。一根绳子从他的背部划过去连着后面的煤筐子,另一根绳子从他的腹部划过去穿胯而过连着后面的煤筐子。他的头上呢,缠绕着黑帕子,帕子上挑出一盏油灯,供在里边照明。“嗨咗!”,“嗨咗!”拖煤时的吼声单调又沉重。我没见过爷爷便想到爷爷。

爷爷具体在哪儿挖煤拖煤父亲没有对我讲,我想当年山里的小煤洞的模样都差不多。有一天,父亲在爷爷劳作的那小煤洞外玩耍,一个人百无聊赖用小煤块在地上划拉。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私塾先生来到他的身后,父亲怎么害怕他或者怎么不害怕他,私塾先生对父亲说了些什么话儿,父亲都没讲,这些不关紧要。爷爷艰难地把煤拖出来倒了之后,私塾先生欣喜地对我爷爷说,我父亲居然在地上划拉出个“猫”字来。天!喜得我爷爷张大嘴巴看着地上的那团黑半天说不出话儿来。

在我爷爷心里,私塾先生不会说假话;在我爷爷眼里,地上的那团黑就是猫字。爷爷想,地上能长出一棵棵供人吃的野菜或者蘑菇,孩儿可以随便捡起一棵;书上的字,难道孩儿不可写出一个来?私塾先生见我爷爷惊喜交集时,大讲特讲我父亲是块读书的好料,这孩子不去读书是多么可惜呀,一时之过会酿成千古恨的,又说爷爷是特爱孩子读书云云。他把我爷爷的脸说笑成了一朵花儿,让我爷爷看着了未来的前景希望,经不住私塾先生的劝说,他就同意我父亲去上学了。后来我上学读书,知道了那“猫”字是一大堆笔画,那个时候父亲是断然写不出猫字来的。那个时候私塾先生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好心好意行骗了我爷爷,寻食求生存,有文化的人胜于没文化的人呢!

父亲对我讲他读书真还行,从来没有挨过私塾先生用竹块打他的屁股。而他的堂兄、我的二伯伯读书就不中用了,老是挨打。二伯伯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破烂棉絮塞进裤子里,以为这样能减少痛苦,结果被私塾先生发现了是一顿好打。二伯伯与私塾先生玩更绝的,凡是书上认不得的字就全抠掉,可想而知那本书被他抠得千疮百孔,以为书上没有字了他就可以不读了。谁知,他在学堂里遭到私塾先生的打,回家还要被家长打。二伯伯没有玩过私塾先生。父亲给我讲二伯伯的读书笑话,是警告我读书不要偷奸取猾。

很不幸,父亲12岁时我爷爷就病逝了。父亲不能不离开学堂,走上了挑柴卖炭的求生之道。他天天翻读的书页,变成了永远也走不完的山道石板,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为止。

我辈被喻为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爷爷寄予父亲的读书希望早破灭了,父亲又把读书的希望寄托给我。我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数手指头脚指头,加起来是几个,减去又是几个。接着又教怎么写,比如:扁担“1”,鸭子“2”,耳朵“3”……还有简单的汉字。那些数字在我看来读它数它不在话下。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时,他就叫我数他的头发。那么多、那么细的头发数不清呀,父亲以此来杀杀我的傲气。

我第一次见识真正的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民扫盲识字课本。我妈妈是文盲,她就拥有那样的一本书。那书有字有画,因为那些图都逼真好看,调动起我的极大兴趣,我便把妈妈的书占为已有。妈妈认字实在是糟糕,分明是实物图配有文字,可她太老实了,只认字不看图,把“水牛”读为“鸡蛋”,把“山羊”读为是“粪桶”之类的 笑话来。父亲不管妈妈认得字还是认不得字,他一心一意教的是我。在我看来读书是那么简单,实际上是看图说话,全本书都能通读过去。妈妈没对我少夸奖,神情中流露出嫩笋出林高过母的那种得意,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作假,激发我的读书兴趣。父亲开初对我怎么读书不管,等我认得一些字后,他就用手指头把图按住,只留下文字让我读,这一招就把我考住了。他就警告我,绝不能读“望口书”,读书要老实,绝不能搞假。读书如种庄稼,人哄地皮,地皮就哄人的肚皮等等。乡话肚皮就是肚子。

我上学了,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那会儿,山里的小学教师多是不足小学文化程度,老师们还承传着私塾先生们的唱读风气。我们娃娃不看课本,就看着老师的口型,跟随着摇头晃脑的干吼。回家后读书,父亲就给我纠正,说那样读就叫“望口书”。

有一次老师问我们,哪些愿当队员,哪些愿当非队员。我“咚”的一声把手肘子碰响在桌子上说:“我愿当飞队员!”心想,能飞的队员比不会飞的队员厉害多了,谁要是欺负我,我就一翅儿飞开他娘的。老师用异样的目光看我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儿。后来,我们站好了队,老师拿出红领巾来,喊一个个少先队员到前面去戴红领巾。我的心扑到了嗓子眼,等着老师喊我的姓名,结果老师没有喊我。那些成了少先队员的同学对我眨眼儿笑,让我委屈得入地无门。我回家对父亲讲了这事,说我的成绩好,老师怎么不让我戴红领巾呀。父亲问了情况没有责怪我,他给我讲了“非”和“飞”这两个字是音同意不同。非队员就是不是队员的意思,我自己不愿意加入少先队怎么怪老师。我这才恍然大悟,但老师没有讲这两个字的区别呀,我把父亲看得比天大。飞队员的笑话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从此我对每一个字义就特别在意了。

我有了孩子当了父亲,再把读书的希望寄予下一代。但父亲还是没有少教育过两个孙女,父亲的期望值更高了,说:“我家几代人,就不能出个大学生?”他这话是对我加重了培养后代人的责任担子,也给孙女提出了目标要求。女儿把学习奖状拿回家贴了,父亲看了并不怎么高兴,说:“你这能保证以后?”父亲随时给孙女敲警钟,叫她不要骄傲自满。

我从乡中学调到城里转行搞文化工作,为了让孩子好好读书,不惜搬家进城租房住。父亲特别高兴,说:“城里的教学条件比乡下好,我家出个大学生有望了。”其实,那会儿我的一个女儿上初中,另一个女儿上小学,以后到底怎样难说啊,感悟到担子太沉重了。无论是我们回山里老家去,还是父亲到城里来,他首先过问的是俩孙女的学习情况。父亲终于等到俩孙女都考上大学了,他那高兴劲就别提了。可是父亲又如一棵庄稼,果实收获后,身子急剧衰老。

突然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那是2000年元旦,我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大哭了一场,男儿有泪不轻弹呀!我回老家去质问妈妈,父亲病重期间怎么不告诉我?老母亲有声无泪讲,是我父亲不让谁告诉我他生病了,他挺一挺就会过去的,没事。父亲的用意非常明白,他不想让我分心,更不能影响到俩孙女在大学里学习。父亲用生命做代价,成全我的工作和孙女的读书事,也结束了他的书事。父亲的遗憾是没有亲眼看着俩孙女后来都考上了研究生。

日子如流水般过去了。常有滋有味地地回忆那山路弯弯,一家人怎么走出来的过程,浓缩为两个字:读书。在城里的蔚蓝水岸高楼里,我常推窗望去,凝望老家的那道山脉,好像那就是父亲的身影,与他无言地对一阵话儿。山里书事还继续着,我和我的两女儿的书事还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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