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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专号1 再耕《陪伴疾病缠身的母亲》

时间:2019-05-12     作者:成再耕【原创】   阅读

母亲60岁离世,44岁因重病入院治疗,其后16年间,多次住院,每次都是我朝夕陪伴,尽心竭力照顾,是药物也是一个儿子的孝心让母亲受到伤害的身心能够一次次康复,让凶险的病情一次次得到缓解。

母亲44岁前身体状况良好,早出晚归的上班,假日节日的加班,从未听她叫苦叫累,从未见她有过疲惫的表现。她年轻时学过师范,教过一段时间小学。后来回归家庭,担起全部家务,也不顾担惊受怕地支持父亲以地下斗争为职业的革命事业。解放后,她随在川东人民行政公署秘书科工作的父亲从万县返回重庆,经过立信会计学校短暂的财会培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南煤矿管理局计划科的岗位。从此,她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很快适应了那时在我们国家属于全新领域的计划经济的需要,做出了让领导满意的业绩,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和培养对象。新中国成立的前十个年头,母亲忙碌充实,健康快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一帆风顺之时,我们这个欢乐祥和的家却惨遭祸从天降。祸是不识时务的父亲惹的。生性强硬敢于犯上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上级。几经辗转,先是调出机关到一家药材公司然后下派到区县参与筹建自来水公司最后成为一座小煤窑的司称的父亲,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已经担任重要职务的战友的支持下,提笔向中央的组织部门反映,结果遭到当地当权者的打击迫害死于非命。父亲的出事,人亡家破,使我们这个原本完整的家,顿时破碎,陷入了跌进深渊的绝境。面临初中毕业的我,在学校不再得宠,差一点放弃了继续深造的学业;本拟提拔的母亲,被先后下放到重庆市中梁山煤矿和成都市郊区的四川省煤炭厅洞子口木材加工厂劳动。那一年是母亲42岁的1959年,是人到中年可以大有作为的年龄。

突遇家庭遭到重大变故,原本少不更事无忧无虑的我,提前触摸到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见母亲几乎一夜失明,看见母亲默默地肩负起沉重的体力劳动,心如刀绞,却爱莫能助。1961年夏天,读高中二年级的我,趁放暑假的闲暇,花8元5角人民币买了一张硬座车票,从重庆到成都探望日思夜想的母亲。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腹中空空的饥饿笼罩中国大地。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母亲,勒紧裤腰带,将省下来的食品代食品(可代替食品充饥的物品,如土茯苓芭蕉头等)托人捎给我。此次赴蓉,我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存下半年的糕点票,买了24个糖精小饼子,带给母亲。苦难年月的亲情聚会,我们先是抱头痛哭,继而相视而笑。苦中作乐的三天转瞬即逝。第三天晚上,母亲突然发病,高烧,昏迷。我只得借了个板板车,拉上母亲直奔城内。爬坡上坎,左弯右拐,心急火燎中我体力倍增,闷热的夏夜里我一路小跑。马不停蹄地跑,满头大汗地跑,跑着,跑着,天边响起隐隐的雷声,头上划过一道闪电,就在我的板板车拉进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室的瞬间,一场暴雨倾盆而下。老天有眼,可怜我们母子,没有再雪上加霜,留下了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

首次住院的母亲三天三夜昏迷不醒,经诊治抢救,转危为安。我望着母亲睁开的眼睛,嗫嚅的嘴唇,喜出望外又差点痛哭失声。三天三夜,是寝室食难安的三天三夜,心惊肉跳的三天三夜,我侍奉着母亲寸步不离,我守望着母亲默默祈祷。诊断的结果,母亲是患了肺结核。仅凭有限的医学常识我也知道,肺结核也好肺炎也好,怎会如此来势汹汹?这是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苦不堪言的巨大压力郁积而致的苦果哦!我陪母亲回重庆养病,陪母亲住进位于北碚温塘峡的煤矿工人疗养院。母亲这时尽管因受父亲牵连已成了有着处分意味的下放干部,但由于一贯表现良好,也得到了应有的关照。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母亲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有所好转,但仍感虚弱,便向单位办理了病退,回家养病。同住疗养院的一位病友,赠送给母亲一个药方,据说是某死刑犯临刑所献,因疗效突出,而保全了性命。既然有了如此良方,母亲为了治病,于是决定服用。药方有个引子,需要冰糖。上世纪的60年代初,系困难时期,国人缺衣少食,连白糖亦需凭票限量供应,何处去寻比水晶还要稀罕的冰糖?有头脑精明的人士提议,可否到有关管理部门去试探一下?在细雨霏霏的冬日下午,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徒步走向了距家10余公里的沙坪坝区烟糖酒公司,向来羞于求助的我,也只得放下自尊心厚着脸皮递上中药单方,请求能够同意购买2两治病急需的冰糖。烟糖酒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翻来覆去地交换着审视药方,然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停留在这个光着一双脚丫高卷两只裤管的高中学生身上。终于,他们被打动了,一番耳语之后,2两晶莹剔透的冰糖,捧在了我发热的手上。回家途中,虽然依然是寒风冷雨,但我浑身上升里里外外都是热乎乎暖烘烘的。雪中送炭的满足,喜出望外的感激,足以让我铭记终生。即使物质极度贫乏的年月,真心仍能换来真情,人间仍然不乏爱意呀。

就在赴蓉探望母亲之前的那学期,挤出课堂上做作业的空隙,我偷偷写完了反映清代贵州苗民起义的电影文学剧本《张秀眉》。其后因为修改而放弃了参加高考,其后又因电影厂下马而致电影梦破灭,被母亲单位安排到煤矿子弟学校任教。子弟校距家有十多公里,我每周一早晨步行去学校,每周末下午步行返家。母子两个相依为命,相聚,离别,离别,相聚,那时没有电话可打,但有心灵感应。母亲从原同事处获悉儿子在校表现不错,感到欣慰,称相距不远的儿子不在身边犹如就在眼前,要儿子放心家中老母,更加勤勉敬业,便是最好的孝敬。母亲在家生活尚能自理,同时坚持熬药服药,加上心境的平和,环境的宽松,可怕的肺结核,经X光透视竟然痊愈。

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般席卷神州每个角落。窗外的“文斗”口号逐渐上演为“武斗”呐喊,刀光剑影转瞬升级成枪鸣炮响,母亲在心惊胆战的煎熬中突感四肢疼痛,于是在“武斗”暂停的间隙,由我搀扶着到附近仍然开门上班的医院就诊。年轻的值班医生认为母亲的病痛系风湿关节炎所致,便使用了口服药和膏药。这一误判持续了多年,致使病情不断加重,直到“文革”结束,可以静下心来会诊可以仔细地运用科学手段检查,才最终判定四肢疼痛直至周身浮肿属慢性肾炎。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革文化的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只能逍遥在家。很多年没有这样多的时间与母亲朝夕相处了。无论是在小屋里的静坐或是在窗外夹竹桃下乘凉,除了不谈政治,我与母亲有许多谈不完的话题。细细回想几十年间的往事趣闻,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地咀嚼解放初期在食堂搭伙的各种美味。某一次,母亲谈到了油条出锅时的金黄香脆,谈者无心,听者有意。次日清晨,我不顾当时“武斗”正酣,绕过大街上的壁垒,顺着江边的一条小路直奔主城的市中区。途经一处叫做篼子背的铁路隧道口时,江对岸的兵工厂打过来一阵排子枪,因为江面宽阔,不少子弹墜入江水之中,但也有越过大江的流弹就在身边嗖嗖作响。我弓身向前飞跑。最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五一路一家店门紧闭的餐馆前,嗅到了有菜油的香味游丝般渗出。我不顾一切敲开店门说明来意,店内的留守人员深受感动,这里果然是经营早餐的小店,只是鉴于“武斗”已经停业。一番忙碌,冷锅冷灶立马变样,炉火熊熊,热油翻滚,两支香喷喷的油条闪亮出锅。顷刻之间,感动者不再是他们,而是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谢意的我。

由于母亲对我从小到大无微不至的关爱,多年来对我有血有肉的言传身教,因此当母亲年老体衰疾病缠身之后,不管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劳,我仍感未能倾情回报。母亲在世的最后两年,连续三次住院,无论白天,无论晚上,无论风里雨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背上母亲,以最快的速度跑往医院。误诊导致的误医,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慢性肾炎而酸中毒而尿毒症,葬送了母亲还不算衰老的生命。我紧紧握住母亲回光返照时的双手,久久不放,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与我相守相伴的慈母就此离去。俯下身子,我听见了母亲细微的声音:“谢谢。”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两个字。我既惊诧,又感到些许慰藉。我对母亲的孝顺,得到了老人家发自内心的首肯,这是对我莫大的褒奖。其实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作为儿子应该做的。母亲是一位知书识礼的人,一位厚道的人,一位对儿子都不忘道谢的人,一位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人。

    母亲去世时刚满60岁。我那年33岁。



作者简介

    成再耕(笔名再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体育局原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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