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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倒拐之院落19-21

时间:2019-03-23     作者:文/李永明 图/圆 心【原创】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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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洋楼


谢家洋楼位于和平街与百花宫的转弯处,即和平街27号,高耸于石壁之上,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民国风格建筑,两楼一底建筑,现已破败。

关于这楼房的主人,长期以来无人知晓。经过多方打听并查询档案资料,楼房的原始主人才浮出水面。

谢家洋楼的主人叫谢伯棋(1901—1981年),新市红土地谢家大湾人。从小家里穷,吃胡豆充饥,甚至偷盗邻居的狗卖。大约13岁时,初小毕业后的谢伯棋,到来长寿河街学会计。谢伯棋先是在一个米铺做小工,后来自己创业做米生意,最后在河街开起了恒盛荣米铺。谢家做米生意讲究诚信经营,特别注重薄利多销,始终坚持只赚10%的盈利模式。对买家买米只扣1升,而别的米店扣3升,使得米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大家都争着把米交到谢家,半夜三更都在卖米购米,忙得个不亦乐乎。

谢家米铺,批发零售兼营,生意越做越大,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资本。1946年,谢伯棋家在下后街石梯一个转弯处的垃圾堆上,修建了二楼一底的小洋楼,1949年解放前夕房子竣工,一共花费100担大米(相当于大米5万斤,一斗,就是50斤。一担,就是10斗,即500斤。100担,当然就是50000斤了。

据谢伯棋的后人说,三倒拐的房子为住家,米铺开在了河街。解放后,谢伯棋被定为工商户,房子得以保留。但在农村,又被评为地主。谢家的男人们仍旧在河街经营米生意,女人们则回到乡下种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前半年,谢家米铺停业。谢伯棋靠孩子供养,直到1981年去世。老伴张仲卿,1984年去世,享年75岁。谢伯棋的儿子谢绍华,解放后为狮子滩电厂职工,后调到云南。回长寿后,又调到了搬社,在搬社退休。以前,谢伯棋的后人还在这栋房子居住,后来,由于房屋破败不堪,于是闲置下来。

 

 

郭氏瓷铺


郭氏瓷铺,位于三倒拐和平街的河街起点文庙口附近,与黄家石朝门相距不远,是解放前长寿河街最大的瓷器专营店。据三倒拐原住民余仁诚回忆,郭氏瓷铺规模很大,经营各类瓷器,解放前,店里已经安装了电话,是长寿第一家拥有座机电话的商家。

郭氏瓷铺的主人叫郭朝贤,长寿河街人,生于1896年,曾经读过私塾八年。郭朝贤祖上经营瓷器,后子承父业,从事瓷器生意,商铺名号“义记”。由于瓷器生意做得大,郭朝贤曾任当时的长寿县瓷器同业公会理事长。同时,郭朝贤又经营棉纱布匹生意,又担任了当时的长寿县花纱布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曾经投资合股安定纸厂,成为股东。

郭朝贤于1931年任过保甲长10余年,先后担任河街第一何四甲、十一甲的甲长。1936年初入中和道,同年参加义字袍哥任三牌,1944年参加国民党。

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郭氏瓷铺业务合并到长寿县日杂物资回收公司。1951年镇反期间,郭朝贤因历史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满释放后,于1956年5月到长寿县日杂物资回收公司工作,担任城内门市部营业员,居住地搬迁到长寿城内的新署街。1963年“小四清”期间因工作失误而产生畏罪情绪,于1963年5月5日下午1时左右,跑到城内西门外三段石和尚水塘投水自尽。1982年,长寿县供销社对其死因做了澄清,并重新做了结论。

而今,当年的郭氏瓷铺已经消失,旧址房屋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回溯三倒拐的历史,郭朝贤和他的“义记”商号郭氏瓷铺,却是不能忘怀的,至今,三倒拐的老街坊还经常提起。

 

 

宋家大院


在三倒拐河街文庙口起点和河街电影院起点之间,有一个和平街10号的大四合院,建筑面积大约300平方米,中间一个大天井,前临河街电影院广场。这个大院子,名叫宋家大院。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宋家大院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宋家后人宋若兰(凤城二小教师)在老院子基础上的改建房屋;一部分是宋家大院收归国有部分的改建房长寿工商银行职工宿舍。而今,宋家后人的改建房,已经破烂不堪;而工商银行的职工宿,依然存在。

宋家大院的主人叫宋子立,出生于1876年,逝世于1957年,原是清末秀才,后来学医,成为城河二街的著名中医,自已开办诊所,年老之后还在给人看病。宋家大院的另一主人是宋子立的弟弟宋子元,从事棉花生意。宋家祖上是来自湖广填川的移民,落籍长寿后,耕读传家,兼及商业,成了富有人家,但诗礼传家,始终是宋家的传统。宋子立与宋子元的父亲,早年在河街经营食盐,很快发家,这才修建了这个大院。

谈到宋家大院,不能不谈到宋继武(1904—1927.7.13)。宋继武,是宋子立的长子,经过悉心培养,宋继武就读于北京大学,是名副其实的高材生。宋继武原是一个国家主义派(即四川隆昌人曾琦创立的中国青年党)的追随者,大学毕业后在涪陵创办过《新涪声报》,希望通过媒体宣传自已的政治主张。1926年,宋继武思想发生变化,开始相信共产主义,于是前往武汉,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共青团江岸区委组织部长、江岸铁路工会秘书、武汉江岸二七工人子弟学校校长和中共武汉桥口区委书记等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破裂。不久,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与位于武汉的国民政府,因为反对三民主义而消除分歧,实现内部合作,史称宁汉合流。于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汪精卫也开始密谋叛变革命。19277月,汪精卫便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13日,宋继武到街上散发中共中央发表的《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在散发传单过程中,宋继武不幸被捕,当日被杀害于汉口新市场。自此以后,几乎每日武汉三镇均有共产党员遭受逮捕枪决。7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武汉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一五”反革命事迹。而今,在长寿区的革命英烈史上,赫然写着宋继武的名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庆电视台推出了电视连续剧《凌汤圆》,一时大街小巷,热议不断。这个叫凌汤圆民国商人,与宋家大院关系极大。晚年的凌汤圆,寓居长寿,住地就是宋家大院,并最后在此告别人世。

凌汤圆,是电视剧中的名字,其实真正的称谓应该叫林汤圆。林汤圆,真名叫林铭合,1896年出生于四川隆昌县倒座庙乡水竹湾(今迎祥镇水竹湾村)。

林铭合的父亲林功德,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家中只有几亩地,养有水牛。由于家境苦寒,林铭合从6岁起就开始割草喂牛。8岁那年,他赶倒座庙(今高星场),看见有人烧一种牛粪煤,就是很好的燃料。林铭合喜欢动脑筋,回家后,就捣弄牛粪,他发现一扒牛粪(牛的一次大便)可以加工8个煤饼。像牛粪这种人人讨厌的东西,经过合理开发,精心加工,居然有那么大的价值,这给了林铭合很大的启发。可是,林铭合的父亲不理解,第一次见小孩玩牛粪,就大声呵斥。第二次见了,就用柴把一阵暴打。林铭合受了委屈,居然逃出家门。

林铭合逃出家门,步行半天,来到双凤驿(今隆昌双凤镇)街上,困了就在一家汤圆店的街沿上睡觉。卖汤圆的李少清夫妇,见这孩子可怜,就将他收留。林铭合就在这里落脚,帮忙干扫地、洗碗、跑堂等杂活。后来,林铭合将煮汤圆的燃料由块煤改为牛粪煤,不但可以节约三分之二的燃料成本,煮出来的汤圆省了烟味,还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味,加上他机灵乖巧,汤圆店的生意逐渐火爆,小林汤圆在双凤驿街上开始出名。

双凤驿是成都到重庆的必经之地,因而常有成都重庆客商惠顾小林汤圆。林铭合才12岁那年,一个重庆客商对林汤圆说:“凭你这手艺,到重庆肯定赚大钱。”于是,林铭合辞别双凤驿李氏夫妇,给倒座庙的父母捎了口信,然后去重庆谋生。由于没有本钱租铺面、制锅灶,他就帮人卖白糕借以落脚和维持生活。半年后,林铭合就在街头卖担担汤圆,因为他的汤圆味美,价格便宜,在重庆也开始出名。14岁那年,林汤圆真正在重庆当起了老板,开了个大面铺,还请了几个帮工。 16岁那年,林汤圆开始干杂货铺,经营百货,几年后开办了重庆“钰合祥”商号,主要经营棉花、布匹、煤油等。20岁后,林汤圆先后在成都、昆明、上海、广州、南宁等地设“钰合祥”商号分号,林汤圆开始拥有巨额资产,并在重庆买下一条十里长街,逐渐发展成为左右重庆商界的豪商巨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股抗日热潮席卷全国。林汤圆第一次就向国民政府捐了5000块大洋资助抗战。1938年,时逢武汉保卫战,林汤圆向抗日前线捐献两卡车的棉花和布匹,派长子林万山到武汉交货。

林汤圆拥有巨额资产,早已引起一些官僚及商家的嫉恨。1947年,林汤圆在重庆修建康东电影院。电影院竣工,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派人破坏,在一个雨夜电影院突然倒塌,死1人,伤10余人。孙、唐就勾结重庆地方法院、律师团伙、部市民对林汤圆进行敲诈勒索,“钰合祥”商号及林汤圆的财产全部被查封没收。林汤圆一气之下将电线缠在身上,触电自杀。家人及时发现得以抢救。晚年的林汤圆,辗转流落到长寿河街,住在宋家大院。1956年,林汤圆在此病故,享年60岁。

在宋家大院,与林汤圆毗邻而居的是来自浙江的著名商人朱叔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长寿的天生酱油,闻名远近,是长寿城乡第一酱油品牌。天生酱油是江浙风味,具有液浓酱香,咸甜鲜美,醇厚柔和,营养丰富,质优味佳的特点,因而在长寿及涪陵、垫江、梁平一带,享有盛誉,颇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而天生酱油的创始人就是朱叔南。

朱叔南,浙江绍兴南门外王家封人,生于1904年,受教于本乡私塾,13岁由其兄介绍到浙江余姚县坎墩镇做钱庄学徒,因其勤勉好学,深得掌柜喜欢,经年努力,升至帐房。后又在绍兴大昌祥绸缎铺做帐房。1934年,朱叔南到上海闸北煤炭公司做会计,抗战爆发,公司停业,遂只身逃难来重庆。重庆海棠溪“明天酱油厂”经理陈源泉,股东齐伯乐,齐藕香,周尊华等人,以同乡关系将朱叔南聘作该厂会计。1943年,几人合资来长寿河街原新民街第七号县蔬菜公司处,开设前店后厂的小型酿造坊,取名“天生上海酱园厂总发行所”,朱叔南任经理。由重庆原老厂雇来技师许雅六,并先后招收学徒,店员徐元中、张保中、黄炳阳、陈福生等10余人,边生产边销售。由于生产工艺是按江、浙的一套老办法生产模式进行,选料精细,制作讲究,产品质量高,长寿原有酱油为之逊色。因此,兴业不久,销量倍增,获利不少。散装、瓶装、竹筒装等,因携带方便,过境旅客,无不购买自食或做馈礼。涪陵、垫江商人每年均成批来长贩运,其中尤以太油、子母油(1949年改名特油、标准油,色、香、味等方面,更为优美,别具一格。当时,搬迁到河街的重庆联中部分学生,因经济困难,多以此油为助餐佳品。于是,日销量由开始50斤一跃而为500来斤,从此“天生酱油”身价日高,名利俱收,同行业的仪生,恒生茂,裕成美等店,在竞争中,一筹莫展,甘拜下风。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于长寿天生酱油厂股东均为下江人,光复后纷纷回乡,股份便陆续转给朱叔南,最后长寿天生酱油厂成为朱叔南的独资企业。

建国以后,经过公私合营,经营改组,生产力有所发展,原料处理,制曲管理,发酵浸淋等技术条件和成品质量均有很大提高。但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讲求经济效益,对费时费工多,成本高的天生酱油,则少生产或不生产。后来,长寿天生酱油厂逐渐演变为长寿酿造厂。

长寿天生酱油厂公私合营后,朱叔南当选为长寿县第一届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长寿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并任长寿县糖业烟酒公司副经理。1972511日,朱叔南在河街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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