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到一位朋友的传媒公司开了个小会，意欲做一个兼职的作者，在座的十人中，除了我自己外，有七个人是我的老相识，有的人我见过几次却忽然想不起名字来，更令我意外的是一位曾经那么熟悉的大姐并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我。
“离开江湖许多年了。”我这样自嘲道。是啊，我已经有快六年的时间没吃文化饭了，有六年的时间没在文学的江湖上走动了，新人不识我，我认不出江湖人物，或江湖人物也认不出我实属正常。
“但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听到一位朋友这样说，我笑了。“叶子”这个名字对于那许多长寿人来说，真的只是一个传说。
想起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仍然一事无成，顿时感觉愧对文友们对我的记挂，愧对我当年走进江湖的初心。
回家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一段段的“江湖”往事一一呈现于眼前。
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毕业于东北的一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就爱上了写作，当了三年的语文课代表，写了七大日记本的诗歌。毕业后又通过成人高考进入“电大”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对文学的热爱，使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真正地走进文学的殿堂。但每天按部就班的教师生活压抑了我的创作欲望，任职十几年间都很少拿起我的笔进行写作，一是找不到灵感，二是有些懒惰，只是把想当作家诗人的愿望一直埋在心底。
在2005年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原有的工作单位出来闯荡江湖。出门的第一站是江苏的弟弟那里。
想找一份既能养活自己和孩子又与文学相关的工作实在是难。没有大学本科文凭，没有相关经验和资格证，没有叫得硬的作品和获奖证书，年龄也偏大，有很多的现场招聘会我都难以入场，偶尔混进去了，看到那些苛刻的招聘条件也望而却步，连一份简历都没投出去。
当时对网络不熟的我，让弟弟帮忙在网上投了几份简历，工作意向是编辑、记者或教师。终于在一个漫长的等待中接到了一个来自浙江玉环的电话。那是一所私人的培训学校，开设了小学奥数和写作课，老板说，如果我去任职，擅长哪科就教哪科。已经在弟弟的单人宿舍住了一个月的我，为了尽快让刚参加工作的弟弟摆脱我这个负担，即使不太情愿也只好前往。
被送到这个学校补习的学生都是当地一些大小老板家的孩子，自大狂妄不守规矩是他们的个性，自恃有钱，完全不把我们这几个穷教师放在眼里，父母老板当的越大，孩子的行为越恶劣。当时我教了十来个中高年级学生的写作和奥数课。因为孩子们的基础不好，字不会写，写作难教。甚至很多学校老师留的作业也很难完成，奥数也就更难教会。所以还得从基础课教起，所以学习的进展很慢，但好在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进步。多数学生家长把他们周末送到这里是为了不让他们在家里闹事。为了更省心，有几个学生家长就跟校长建议把孩子全托在我们这里。于是给孩子们上课之外，我们接受这一任务的两位老师还要每天接送他们到正规的学校上下学，放学后辅导作业，周六周日教写作和奥数。除此之外，每天给他们洗衣做饭，低年级的孩子还得天天给他们洗澡。累点也就罢了，在我们师生共用的三室一厅的宿舍里，只要一言不合，那几个孩子随时都可能打起来，那种时时为学生揪着的心实在是紧张难耐，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但我明白自己是教育者，孩子们是被教育者，如果他们不顽劣，也许我还得不到这份工作。
来自学生方面的苦和累我都可以忍受，老板的尖酸刻薄，我也能忍受，谁让我拿人钱财了呢？但他动不动就骂人的个性，而且只骂老师不骂学生，实在让我们这些老师感觉颜面无存，难以忍受。我和几个同事心里实在被压抑得受不了时只好用一句“看在钱的份上”来解脱自己快要崩溃的心境。
然而有一件事大大地刺激了我。有一位全托的学生家长跟老板是朋友关系，所以交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老板主动给他免去了一百元。等到下个月开工资的时候老板对我说，因为那个学生少收了一百元的学费，所以要让我跟他共同分担这一百元，从我的提成里扣五十元。我辛辛苦苦带这个孩子一个月只有二百元的提成，他这一句话就让我少赚了五十元！而且他是用我的辛勤劳动给他的朋友送了人情！而我并没有因为少赚五十元钱而少做一丁点的工作啊！当那位学生家长知道了此事后拿出五十元塞给我，却一句安慰我的话也没有，我没有接，我缺的不是那五十元，而是觉得我的劳动没有受到尊重，感觉心里很受伤，也为初次出门打工就遇到一个这样的老板而难过。
为这事心里总感觉憋得慌，其他的老师也为我愤愤不平。可我还是没有对老板说什么，工作一如既往地做。过了不久，又有个学生家长指名要把孩子交给我全托，我拒绝了。事后老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接受这一任务。我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话，我说，我不知这个家长跟你是啥关系，如果跟你关系很要好，你给免了五百元的话，那不得扣我二百五的工资啊？那我不真的成了二百五了吗？
我的这两句话把老板气得跳脚大骂，把我骂得体无完肤。虽然我惹恼了他，可老板却舍不得我这个挣钱的工具，在暑假招生的宣传中把我描述成是某师范大学的本科高材生等令人看着作呕的虚假广告。另外为了不让我辞职，他联系了一所当地的初中，建议我把女儿带过来，用一次性交几年的借读费彻底捆绑住我。想到我的女儿会受到那些有钱的孩子的欺凌，想到我要受最少三年的窝囊气，我没有接受他的所谓好意。学校除了小学作文和奥数外，还开设了英语和计算机课，老师像走马灯一样每周都有新进来的，每周都有离开的，多数人都是宁可不要工资也要离开。学校每天都在招聘新的教师。做得最久的也就是和我一起教小学作文和奥数，带全托生的小胡老师。我们老早就想辞职，但苦于被压了一个多月的工资，证件也在老板那里而选择了暂时忍受，我们都知道如果当面向老板辞职，他不但不会把我们的工资结清，还会招来他的一通骂。有一位同事辞职走了很久毕业证还被老板扣押着，所以我们都不敢提辞职的事。后来我们俩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把身份证和毕业证骗了回来。再后来终于盼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我和小胡老师，放弃了索要被压的那个月的工资，同时不辞而别。离开后我们把手机关机，希望再也听不到老板的叫嚣与谩骂。
我回了老家，在路上偶尔开机能收到几条老板骂我们的短信，最后他在短信里庆幸地表示他又一次节省了几千元的工资。我没有搭理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给我再多的工资也懒得侍候他和他那些自恃有钱就能买一切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了。
我在江湖里的第一份职业就这样带着大大的痛结束了。
回老家后我在父母那里住了几个月，帮父母把地里的秋粮全部收仓入库后，我向他们辞别。这是我长这么大帮父母干农活最多的一次，脸晒黑了，手起了茧，一副村姑模样。
这一次我带着几百元，拉着行李箱去了北京，因为北京有两家图书出版社给我发了邮件，要求我去参加面试。当时我应聘的是图书编辑和校对工作。然而到了北京后，好不容易找到那两家单位，面试后却一直没有答复。耐于面子的我不好打电话去问，但心里明白肯定是没有下文了，因为面试官问了我以前的工作后都有不屑一顾的表情，这我是能看得出来的。
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拿着一些登有招聘广告的小报在各个区各个写字楼间穿梭，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民办的艺术院校给我发来了邮件要求我去学校面试，我欣然前往。
接待我的是一位刘主任，他看了我的作品承认我写作功底不错，他正需要一个能帮他起草公文、整理资料的秘书，他对我非常满意。他还带我去见了校长和副校长，通过谈话校长们也表示非常欢迎我加入他们的教师队伍。然而就在刘主任着手为我办理入校入住和合同签订手续期间，该校的校董与校长发生了争执，校董们知道了我只是个大专生，而且是第二学历，他们认定我是校长的亲戚，是靠走关系进校的，不肯在录用合同上签字。刘主任对我说他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些有硕士学历的应聘者，是因为他看得出他们的文字功夫没我的好，对学校的一些日常工作和生活也不熟悉，他更信任我能胜任。他表示他实在舍不得我这个人才，他会再向董事会为我争取一下。我说不必了，不想让你们为难了。我拎起行李，就朝校外走，刘主任赶上来为我叫了辆出租车，叮嘱司机一定要把我送到一个安全而且便宜的旅馆，他替我交了车费，告诉我在北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于是我又踏上了寻工作之途，然而没有一份满意的。就在我在大街上迷失了方向向路人寻求帮助时，我遇到了一位老乡，通过交谈知道了他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姓高，他是个新闻工作者，还给了我一张名片。他对我说，住在旅馆花费太高，如果需要他的帮助可以跟他妻子联系，可以让我住在他家里，慢慢去找工作。他给他妻子打电话简单地说了一下我的情况，他说他要去办点事，晚上才能回家，他让我记下他妻子的电话就跟另外两个人走了。
预交的房费已到期，下午两点前就要续交房费了，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摸着口袋里不多的钱，看着离两点越来越近了，真不知我是该用钱住店还是留着钱吃饭。想来想去，最后我狠了狠心，拨通了高妻的电话！她热情地告诉我他家的住址和行车路线与下车的站点，她说她就在车站那儿等着我。她推着一辆自行车，把我的行李放在车上，把我带到了她的家里。
到家后她把我安置在了他们家的书房里，那里正好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电脑，一些书籍。她说她已经知道了我是个写作爱好者，需要这些。她告诉我，老高原来在一家报社工作，后来辞职做自由撰稿人，由老高出去搜集素材，他们两个写，主要为一些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纪实刊物提供稿件，他家三室一厅的住房就是靠稿费买下的。他俩的文化都不高，都是高中没读完，但他俩很勤奋。她说我的底子好，只要努力也一定能吃上文学这碗饭的。她让我在她家安心地住下，吃住不用我花钱，等到我找到工作后再搬走。
听了她的话，我是既开心又感动，也非常庆幸我能遇到一对热心肠的老乡，而且还是一对搞写作的能给我树立良好榜样，给我莫大帮助的老乡！
晚饭的时候高妻给我做了好几道家乡菜，高先生也在晚饭时赶了回来，我们三个人吃着吃着饭忽然同时抬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我问他们笑什么，高先生说，他笑的是，这一桌的人咋都那么傻呢，一个傻子敢在大街上捡个人回来，另一个傻女人敢在家接收，还有一个傻女人竟然还真的敢来！我和高妻也一口同声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一群傻子！”
在高家逗留了一个月之久，他们教了我一些写纪实类文章的技艺，使我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电脑办公软件、接收发文件。可我这个徒弟还是显得有些笨拙，为高先生采访的两个素材撰写的稿件，没有一篇能够让他们满意。有两个晚上，他们两人给我讲了大半夜的课，把我写的文章一句一句地解读，反复修改。他们说我要想吃文学这碗饭还得需要一个长期磨砺的过程，特别是向那些稿费高的杂志投稿，竞争力非常强，也许三年两年都难能上一篇稿子。后来经过跟他们商量，我还是决定离开他们家，到浙江嘉兴的一所培训学校做了一名教师。
转眼到了2006年的春天，一次在与一位张姓文友通话中，他热情地跟我说，欢迎我到重庆长寿来！因为这里有一帮热爱文学的朋友！也有我实现梦想的天地！我毫不犹豫地辞职买了车票直奔重庆而来，只为对文友的信任，只为对文学的热诚。他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天欣广告公司正在筹办的《长寿文化报》，我做了报社的编辑记者。
在《长寿文化报》我感觉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采写、编辑、校对等文字工作都由“叶子”完成，有时候真的觉得“叶子”这一名字出现频率太高，感觉很不好意思，于是很多新闻稿件都只好属名为“本报记者”。从那时开始我才算走进我心中文学的江湖。
报纸开设了副刊版块，吸引了不少的文学爱好者。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就是在那个时候与我相识的。她就是焦芬大姐，她向报社投的第一篇稿子是写对她已去世的老公的怀念，那深深的情意感动了我。通过与她的沟通，稿子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终于见报了，她高兴至极，我帮她完成了她的心愿我也很开心。我们相约在一起喝酒，一起聊人生，聊写作，一起去看望比我们更不幸女人……
后来报纸停刊，我就开始了新的流浪，我做过杂志的采编，为了养已经来到长寿上学的女儿我也进过直销行业，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同时利用休息日给小学生做家教。一口外地的口音，不善言谈的本性，一副直肠子和倔脾气，以及文人的那种死要面子的心理，在没有人脉关系的大城市里混得并不如意。
两年后我再次走进了《长寿文化报》，但没做几个月就不得不辞职，我不好意思向领导说出我的苦处，只好通过办公室人员转达了我辞职这一消息。那时我在长寿安了家，为了不给新家带来太大的负担，我很努力地工作赚钱。但已读高中并且选了艺术专业的女儿花费越来越多，我不得不经常让工资比我还要少的老公接济我，向来自立自强一个人支撑一个家的我心里并不舒坦。于是我带着几份刊载有我文章的报纸攀了“高枝”，一个国家级的大报。我几乎每个月都能在此报上发表几篇重量不轻的文章，可是因为我是编外人员，报社不给我发工资，我的工资由重庆记者站的站长用个人的工资发给我。我写的每篇报道也只能用“通讯员”的身份发表。
2011年的春天，有一次采访回来的路上，站长跟我商量，问我以后可不可以只做兼职的。我对他的话并不惊讶，一个需要养家的男人，每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那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呀！我矜持了一下，终于说出了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我已经让家里人帮我弄了个杂货店，我不能只为追求我的记者梦和文学梦，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
就在那一年我家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就在那一年我走进了陌生的商业。从那一年开始我淡出了江湖，与很多文友失去了联系。
至今，我还在店里过着每天数钱的日子，然而在我的心里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商人。那日，那位在十年前把我接到了长寿的张文龙大哥在网上发布消息称，他所开的圆觉传媒公司要招聘兼职作者，我开玩笑似地说我想去行不行，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让我把简历发过去。我一边写简历，一边想，我真该走出去，看看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文学梦，能不能给文学的江湖添加一抹色彩，同时也支持一下张大哥的工作，找回更多的跟我有着一样的文学梦的文友。
没想到在圆觉传媒公司里我真的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令我汗颜的是，他们一个个都成了长寿文学界的中流砥柱，一本接一本的著作出版着，每天都在坚持着进步着，而我却是一个为三斗米折腰的普通的小市民。已经戒酒多年的我再次端起酒杯，把我的敬意一杯杯敬向了他们，同时我也向他们说出了我心中最想说的话：
“在长寿文学界，我最敬佩的两个人就是张大哥和焦大姐！我敬佩张大哥的执着，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跨出文学界一步；我敬佩焦大姐的勤奋，一步一个脚印的精神实在值得我学习！”
谨以此文献给在文学江湖里闯荡的每位文朋诗友！
长寿菩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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